幸福中国 需要有质量的经济
摘要：幸福就是经济增长的“量”与“质”，“量”用“GDP”反映，而“质”可以用“GNH”反映。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笔者相对更习惯于对遇到的问题进行量化考察。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幸福是什么呢？笔者的答案是，幸福就是经济增长的“量”与“质”，“量”用“GDP”(国内生产总值)反映，而“质”可以用“GNH”(国民幸福指数)反映。
幸福与经济增长又是什么关系呢？“幸福经济学”奠基人伊斯特林(R.Easterlin)的话一语中的：没有经济增长很难有幸福，但有了经济增长也不一定有幸福。这句话指出了经济手段对提升国民幸福感的阶段性约束特点。经济短缺时，经济的增“量”很重要，而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经济的提“质”可能就更重要了。2010年，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 “中国幸福城市评价体系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合肥意外地位居中国幸福城市排名榜首，而人均GDP在国内城市遥遥领先的北京和上海却均未进入中国幸福城市排名前三位。伊斯特林一篇名为《中国的生活满意度：1990-2010》的论文也指出，过去20年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满意度呈下滑趋势，中国人1990年的幸福感可能要强于2010年。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
通俗点讲，就是“经济增长不能与国民幸福简单画等号”，这个关系理解起来很容易，但要将之用来指导经济实践却可能很难。过去30年，无论是从人均GDP增长率、年均GDP增速，还是GDP增长总量上看，中国都是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一个奇迹。30年的改革成果让我们走过了“短缺经济”时代，但也恰恰是如此优异的经济成绩使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习惯了这种GDP和财政收入“双高”增长的局面，于是就逐渐形成了“GDP至上”的发展心态。时至今日，我们很多人往往只看到了大项目带来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项目有可能对当地环境和群众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拼劳动、拼环境、拼资源，低消费、高消耗、恶环境，如此这些显然都会给国民幸福提升带来明显负效应。
2011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人均GDP更是超过了10000美元，已经跨入了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短缺经济”时代已然过去，“质量经济”时代是不是应该来临呢？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报告虽然把“发展第一”与“以人为本”相提并论，但在许多地方的政策执行中“GDP考核”是硬的，“以人为本”是虚的，导致的结果可能就是经济增长的目标实现了，科学发展的目标却被忽视了。十八大的召开，是不是在这方面应该有所转变，有所作为呢？笔者以为，在未来的“质量经济”发展中，心态调整很重要，以下新思维的建立可能更重要。
首先，GDP代表的是新创造的全部财富，而不是国民所拥有的财富。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去年盖了一栋楼，价值1个亿，今年又给推倒了，推倒花了1000万，然后又在原地新盖了一栋楼，价值也值1个亿，这样一来，我们总共就创造了2.1亿的GDP，但是我们实际拥有的财富还是只有1个亿，而且能供我们享受能给我们带来幸福感的财富实际也只有1个亿。前面的“盖了拆”都是瞎折腾，是无用的GDP。在国外，几百年前的建筑现在依旧在使用的比比皆是，而我们国家的建筑一般平均寿命也就30-50年。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拥有了比别人高的GDP，但不一定拥有比别人多的财富。
其次，GDP仅表示新增加的财富总量，而不管财富的质量。在贫穷国家，或者经济发展初期，解决温饱问题往往放在第一位，快速提升GDP总量可能很重要。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后，GDP质量就不能再被忽视，中国现在就到了这个阶段。过去的三十年，我们走的是“高增长低质量”的路子。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但这些损失都没有计入到GDP中。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也曾透露，“在中国信访总量、集体上访量、非正常上访量、群体性事件发生量实现下降的情况下，环境信访和群体事件却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上升”。周部长的话其实在提醒我们，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稳增长”很重要，但“转结构”也决不可忽视。因此，“中增长高质量”或者“低增长高质量”应该是我们今后可行的选择。
再次，“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需及时转向“全民参与”型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主导”对“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和中国经济增长作了很大贡献。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主导”模式的阶段性和局限性，“政府主导”模式的优势是促进经济总量的提升，而非经济质量的改进。在中国目前的“财政联邦主义”体制下，由于政府预算和财政支出还缺乏有效的硬约束，要想让各地方政府主动放弃经济“量”的追求，而自觉转移到经济“质”的要求上来，恐怕短期内还有困难。而鼓励民众参与、倾听民众心声，正是施加给经济建设和财政监督的最给力约束。
最后，要关注经济增长的“入”，更要关注经济增长的“出”。也就是说，在努力促进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经济成果的分配。个人获得多少，可能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幸福感，同别人相比之后，能否自我接受，才最后决定同样条件下能否拥有幸福感。因此，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都会是瓦解幸福感的强效剂。另一方面，过去“看得见的手”调控市场、主导经济耗费了过多的公共财力，从而削弱了公共服务的资金支持。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是2000年财政收入的5倍，2000年财政缺钱，2011年财政的钱还是不够用。欧美国家财政支出中直接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等老百姓福利性支出的比例一般占到60%-70%，而我国这一比例还不足30%。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毕竟幸福不只涉及收入，还应该涉及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环保、治安、道德等等。
可喜的是，“幸福广东”、“幸福杭州”、“幸福江阴”等诸多“幸福中国”或“幸福城市”的口号提出，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经济增长“量”和“质”齐头并进的希望。由此，十八大的召开，应该更值得我们期待！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陈金保 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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