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的集体告别

    伤痕文学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它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文学形式，揭开了“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历史创伤，掀起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个热潮。
    刘心武、卢新华、张贤亮、韩少功等一批“伤痕文学”创作者的作品，直接引发了上世纪80年代前期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规模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然而，如今他们已经集体告别了伤痕文学，或经商，或从政，或半隐于文坛，他们的经历或许就是文坛的一个缩影。
    文学性争议
    1978年8月11日，上海街头的每个报栏前，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几乎人人都在为《文汇报》上一篇名为《伤痕》的小说而落泪。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有人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这位引起轰动的小说作者卢新华，当时还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由此，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伤痕文学”。
    据卢新华后来回忆，《伤痕》在发表前已做了一番“修剪”，当时《文汇报》提出16条修改意见。比如，原文的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还有，一直给主人公王晓华以爱护和关心的“大伯大娘”，改成“贫下中农”；而最后结尾，也改成了主人公最后“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的光明结尾等等。
    其实，刘心武的《班主任》是“伤痕文学”中公开发表最早的一篇，小说讲述了某中学教师张俊石尽力挽救一个在“四人帮”毒害下不学无术的中学生的故事，“救救孩子”的呼声，触动了读者心灵深处的痛楚并惊醒了他们。小说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仅编辑部收到的读者来信就不下数千封。还有人认为《班主任》与鲁迅《狂人日记》的反封建礼教遥相呼应。也正是由于小说的政治性，当时反对的意见也颇为强烈。
    今天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这些带有时代局限的作品怎能载入文学史？何况一些作品并不经典？刘心武曾表示，就文学论文学，《班主任》的文本，特别是小说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但他认为，人们对整个“伤痕文学”的阅读兴趣，主要还不是出于文学性关注，而是政治性，或者说是社会性的关注使然。
    “现在人们回头来看当年的伤痕文学，可能会觉得幼稚，但是它发挥的社会功能，比现在成熟的文学作品强大得多。”
    洪清波认为当时文学对生活的干预非常直接，是中国文学的特殊现象，在全世界都很少见。“而现在你觉得莫言获得诺奖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当时一个《班主任》对中国社会的走向都产生了影响，所以不要嫌小说写得不好。”
    代表人物“黯然”转身
    34年后，回首当年“伤痕文学”的主力军，刘心武、王安忆等还一直活跃在文坛上，但已经不再涉足伤痕文学；有些人则在“伤痕文学”浪潮过去后陆续隐退文坛，比如王亚平、张贤亮、韩少功等。
    写《神圣的使命》的王亚平曾是“伤痕文学”健将，后来到美国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同样下海经商的还有张贤亮。《灵与肉》、《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当时张贤亮备受称赞的自传体伤痕小说的三部曲。有人认为，张贤亮无疑是“伤痕派”中最具才华的作家，在经历了数年的改造和推进之后，粗陋幼稚的官方文学，终于在张贤亮那里走完了精致化的程序。
    可惜在1992年后张贤亮就弃文从商，在宁夏创办了一家影视城，投身文化旅游产业，后来还曾写过一部长篇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阐述了公有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如今的张贤亮享有“中国作家首富”的名号，具有作家、企业家、收藏家和慈善家等多重身份。今年6月，他在宁夏的一个出版论坛亮相时，还谈到了自己要做立体文学的先行者。
    韩少功弃文从商，在1986年的中国文坛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事件。上世纪80年代初期，韩少功以明显带有伤痕文学特征的《月兰》、《西望茅草地》、《风吹唢呐声》等作品，在文坛崭露头角。但从1985年，韩少功发表随笔《文学的根》后，引发关于“文化寻根”的大讨论，他本人亦成为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
    在1995年就任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后，韩少功操刀改刊文学刊物《天涯》，曾一度声名鹊起。同时他还坚持写作，但1996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引起各方争论，甚至被张颐武指责涉嫌抄袭而对簿公堂，虽然最后韩少功打赢了官司，却也身心疲惫。
    从2000年起，韩少功在湖南汨罗八景峒大同村一处有山有水的地方盖了自己的房子，开荒种菜，养鸡喂鱼，过起了田园隐居生活。韩少功自己觉得他不是那种真正的隐居者，只是喜欢到农村去生活、去劳动、去体验。一年当中有半年时间，韩少功“必须”回海南去当他的文联主席，处理公务，出席各种文化活动。
    刘心武在以短篇小说《班主任》一举成名后，其创作的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茅盾文学奖，证明其可以在文学创作上再次闪光，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刘心武开始投身《红楼梦》研究，后来他在央视《百家讲坛》的《红楼梦》系列讲座引来热议，被媒体称为“草根红学家”，并于2011发表了《刘心武续红楼梦》等红学著作。
    很多读者因此怀疑，刘心武的小说创作时代已经终结。对此，刘心武感到十分无奈：“其实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写小说，可是大家好像都不怎么关心；我一说《红楼梦》，却引起这么多争议！”
    在那批伤痕作家中，卢新华的经历最具有戏剧性。在《伤痕》发表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除了最初的几年，卢新华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卢新华做过记者，经过商，后来留学美国期间，还当过三轮车夫和图书公司经理，甚至在赌场做过发牌员，对比当年他在文坛的意气风发，反差之大令很多人难以接受。
    1998年，卢新华凭借中篇小说《细节》和长篇小说《紫禁女》复出文坛，评论人士认为其作品尚有“伤痕”印记，彼时的反响也再没有当年的轰动。
    2010年，他又推出一本截然不同的新书《财富如水》，以自己作为发牌员的“阅牌”、“阅人”经验和赌场的真实生活经历和感悟作为切入点，试图建立一种可帮助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财富观，与伤痕文学已经相去十万八千里。某人一句评论令人唏嘘，“我则仿佛看到一个被时间漏掉的人，孑孓在不知所终的旅程。”
    文学本身没有伤痕
    对于伤痕作家的变迁，洪清波认为，伤痕文学作为文学思潮早就没了，个别作品不好定义。当时伤痕文学是特别指“文革”中人们受的苦难，现在谁没事写“文革”造成的伤害。这是一种自然的更迭，跟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其中早在伤痕文学兴起的一年之内，伤痕很快就变为反思，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以王蒙、李国文、张一弓等为代表，都属于后伤痕文学，作品开始思考这场灾难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把伤痕文学向前推到“文革”前，反思文学后进入了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
    对于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持续不过一年的写作潮流，后世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使当代文学重新回到“人学”的正常轨道，摆脱了“假、大、空”，一反空洞说教的文艺观而强调了情感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而它的负面评价是文学性明显不足。当时的那些作品，如今看来在文学上并不具有长远的审美价值，仅可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轨迹中长期保存并供参考的资料。
    张贤亮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赞同给当时的文学作品贴上“伤痕文学”之类的标签，认为文学作品就是文学作品，“它不一定是伤痕，也不一定是反思，但它如实地表现了那个时代。”张贤亮说，文学不能永远担当特定年代的角色，上世纪90年代后，文学开始回到了它原来的位置，“这是它本来的位置，体现了阅读功能、审美功能、休闲功能，以及通过阅读认识世界的作用。”
    最后，洪清波认为，莫言获诺奖对中国的文学生态不会有影响，换言之，如果张艺谋获得奥斯卡奖，对中国电影有没有影响？不会因此有更多的人关注文学，莫言并不是大多数读者关注的作家，瑞典评委的趣味也不是大多数读者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