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法战争两百年祭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评论版主编 刘波

    历史长河中充满了各种纪念日，并随着河的流淌而增加。有的纪念日代表某种依然主宰一代人心理的记忆，或者美好，或者悲伤，例如二战胜利纪念日、9·11纪念日，从而至今被人牢记。有的纪念日则在历史的荒野上被新的风暴刮起的尘土掩盖，沉到地表以下，逐渐被淡忘、无视，仿佛已无足轻重。但很多时候，从泥土中挖出的那些尘封记忆，仍会带给我们惊奇的能力。
    整整200年之前的那个9月，欧洲的两大民族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搏杀，其结果将决定整个欧洲的命运。它的背景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的巨大冲击，以拿破仑率领数十万大军在欧洲大陆纵横驰骋为登峰造极。但在1812年，拿破仑犯下一个致命错误：入侵庞大而深不可测的俄罗斯。一百多年后的希特勒重蹈覆辙，俄罗斯成为所有统一欧洲野心的埋葬场。
    对拿破仑的入侵，国力上落后的俄国人采取坚壁清野、待机决战的策略。9月7日，超过25万法国人和俄国人在莫斯科附近的博罗季诺战场上鏖战，血染沃野。临危受命的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率军苦战一天，日暮时为保存实力而选择撤退。那是整个拿破仑战争期间规模最大、单日伤亡人数最多的战役，至少7万人战死。拿破仑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打开了通往莫斯科的通道，于9月14日占领这个已被俄国人放弃的古都。
    按照欧洲传统规则，首都被占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和和谈的开始，或是割地或是赔款，但俄国人拒绝屈从这样的安排。拿破仑在莫斯科没有等到与他谈判的俄政府代表，更没有等到他所期待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主动呈送的降书。无可奈何的拿破仑被迫下令撤退，这是世界军事史上最灾难性的撤退，严寒的冬天与俄军的阻击、骚扰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最终渡过别列津纳河的可战斗部队只剩2.7万。
    整个欧洲的局势也就此逆转，原先臣服于法国的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纷纷倒戈，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经过一番周折后，终于将拿破仑流放到厄尔巴岛。作为击败拿破仑的关键力量，俄国在欧洲的地位大大提升，俄军甚至短暂驻扎法国，帮助驯服那个已染上革命狂热症的法国。
    但历史总是充满了曲折和讽刺，俄国是1812年战争的胜利者，但俄国，而不是法国，却成为战后被影响和改造的一方。19世纪初的俄国是欧洲政治舞台上的暴发户，在政体和社会组织上完全落后于西欧。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所说的：“其专制体制不像西欧以君权神授为基础统治各国的君王，有传统习俗或具独立自主性的贵族作为缓冲。俄罗斯一切的事务要看沙皇是否高兴。”沙皇的言语就是法律，可以朝令夕改，官僚腐败，社会不公随处可见，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被地主像牲畜一般对待，可以随意殴打和役使。俄国对法国的军事胜利并未改变它制度上的落后性。
    对于那些在西欧行军和驻扎，从而接受了民主共和新思想的俄国军官来说，在法国所看到的一切，无论是更自由的社会氛围，还是更富足的市民生活，都和俄国国内境况构成强烈反差。法国文化在当时的俄国十分流行，贵族以说法语为荣，很多贵族军官从小接受法国启蒙主义和人本思想的熏染，他们对眼中所见的差距感到耻辱，成为第一批试图把这些理想带回国内实践的人。
    帝俄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些远征军的危险性。战后驻扎法国的军团被认为受到共和思潮的“毒害”而变得不忠诚，在1818年回国后就被解散。但这不能扼杀一种已成形的渴望。接受新思想的贵族军官和知识分子成为俄国历史上最早一代革命者，因1825年12月趁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发动起义而被称为“十二月党人”。他们自认为是“1812年的产儿”。
    可以说，在这个时刻，历史显示出了它诗意、辩证的一面。在1812年的战场上，实力弱于对手的俄国军队依靠合理的策略、战略纵深和天气的帮助，实现了一场对法国的逆袭。而在战后，法国则实现了一场对俄国的逆袭——虽然是战争的失败者，但它所创造的新观念和精神力量重新向东，实现了对俄罗斯的征服。拿破仑的军人所怀抱的传播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理想，由击败他们的俄罗斯军人继承了下来。
    法国文学家雨果曾说：“有一个东西比全世界的军队加起来都要强大，那就是一个时机已经成熟的观念。”帝俄政府最终发现自由思想的传播是难以禁绝的，十二月党人虽然被绞死、关押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新思维的种子已在俄国生根发芽。1856年，俄国在与英、法、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其在行政、军事、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差距暴露无遗，改革成为各界呼声，并为1856年即位的亚历山大二世所采纳。1861年，比美国的林肯总统宣布解放黑奴早一年，这位沙皇下令废除农奴制。
    他还在筹划更大的政治改革，即转向君主立宪制，但1881年他突然遇刺，打断了这个进程。其后的两任沙皇昏聩无能，政治改革计划被废弃，罗曼诺夫王朝失去了自我改革能力，最终在1917年革命的烈火中覆亡。不过，从那之后，还有许多新的苦难等待着俄罗斯民族，而法国则早在1871年之后就基本摆脱了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
    今年9月初，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了纪念博罗季诺战役200周年的仪式，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也出席，两人握手言欢，身着老式军服的士兵模拟了当年的激战场面，但那曾无比巨大的痛苦和仇恨已彻底消解。是非成败转头空，相逢一笑泯恩仇。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曾说：“战争的精华，却不是在于胜利，而在于一种文化命运的展开。”偶然因素也许会决定战场上的胜负或一时的边界，但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国家间的竞争是制度、理念、思想、社会弹性和文化吸引力的较量。就像水总是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样，进步的、普世的观念与文化总会突破各种阻力，从发源地向外伸展蔓延，各个民族的文化创造与扩张，相互激荡，塑造人类的共同命运。如果说在19世纪是这样，那么在高度自由和融合的21世纪全球化时代就更是如此。
    从短期看，尤其在外患深重的年代，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十分重要，就像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以热烈的笔调塑造和赞颂的那些俄国贵族青年，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只有坚实的内部建设才能改善一个民族的命运，确保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皎然特殊的地位，而这种建设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吸纳新的文明丰富自身，而不是设置阻力。这或许就是笔者“孤独地”回顾一场200年之前的遥远战争所觅得的粗浅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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