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宽松大试验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评论版主编 刘波

    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最终没有辜负那些切盼经济刺激的投资者，在9月13日宣布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QE3），每月购买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直到美国劳动力市场“显著改善”。在这之前的9月6日，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直接货币交易”（OMT）计划，在二级市场无限量购买成员国国债。美欧的刺激计划迅速产生传染效应：为防范日元升值，日本央行于9月19日宣布扩大资产购买规模10万亿日元（约合1260亿美元），并维持0-0.1%的超低利率不变。对日本来说，这一举措是应激反应，也是自保之举。
    这一轮量化宽松采取的“无上限”方式，意味着不会再有QE4了，这就是终极版的QE，因而对美联储来说，成败在此一举，这是一场不成功便成仁的赌博，赌注除了美国经济之外，还有美联储自身的信用与地位：如果以量化宽松这种持续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仍然不能在较短时间里结束美国经济迄今为止的“无就业复苏”状况，把目前高达8%以上的就业率拉低到7%以下，那将是一场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失败，它自身的职权也将受到影响。
    对美联储来说，政治危险是显而易见的。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共和党一直反对采取货币或财政政策来推动复苏。德州共和党议员布拉迪（Kevin Brady）已发起议案，试图限制美联储针对短期国债的货币政策操作自由，甚至还有一些共和党人已开始直接否定美联储存在的必要性。这样的意见分歧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但至少还有一个原因是，伯南克所实行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试验，实施如此长期和大规模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是史无前例的，这也把美国经济带入了一片完全未知水域，同时也捆绑了全球经济。
    虽然媒体把QE3和欧洲央行的OMT购债计划相提并论，但事实上二者存在本质不同。OMT的购买对象是期限在1－3年的债权，而且采取的是冲销式的国债购买，将由此释放的流动性同时回收，属于介乎正统货币政策和量化宽松之间的变种，这也和德国央行的杯葛、欧洲央行的权力没有美联储那么大有关系。而美联储实施的历次QE均是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到今年年底之前，美联储还将继续变相注入流动性的“扭转操作”。如此大规模的流动性释放势必引起全球性流动性过剩和美元贬值，促使国际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这种类似于从直升机上撒钱的做法早已为伯南克赢得“直升机本”的绰号。但美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仍然可能是总需求不足，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基本没有帮助。它可能只是向一个早已流动性过度的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不能确保能传导到实体经济。就像那个著名的寓言所说：你可以把马带到河边，但很难把马头摁到河里强迫它喝水。美联储无法控制它所释放的货币的流向，既会扭曲美国国内的价格信息和资源配置，也会导致通胀提升和全球流动性泛滥。理性的量化宽松支持者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他们的理由是复苏中断风险依然很大，两害相权取其轻。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联席首席执行官兼联席首席投资官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对美联储的处境做了很形象的描述：它处于一种“政策炼狱”中，目前采取的实验性政策，无法实现它想达到的经济调控目标，而且会产生巨大的“附带伤害”和出乎意料的后果，但情势所迫，它也不能从这种政策中退出。
    让美联储处于这一境地的原因之一是美国财政决策机制近乎彻底的瘫痪：两党已经就赤字问题打得不可开交，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奥巴马和罗姆尼及其竞选搭档瑞安直接交火的战场；在国会内部，两党议员的激烈争吵和互不妥协意味着美国政府无法出台减税、削减开支等财政政策来增强纾困火力。
    短期的燃眉之急是即将在今年年底到来的“财政悬崖”。今年11月的大选之后，无论奥巴马和罗姆尼谁取得胜利，国会中两党的席位对比态势都不会发生大变化，因而很难打破目前的决策僵局，但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措施按照规定将在2013年新年钟声敲响时失效，同时美国启动赤字自动削减机制。美联储在并非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启动QE3，一个考虑就是想借此打下一个好的复苏基础，以免在“财政悬崖”到来时无计可施。但它也可能错判了形势，在最糟糕的情况到来之前过早使用了QE3这个“终极武器”。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美联储也是在赌博。
    当然由于美联储作为美国央行的独立性质，实施货币政策要比财政政策容易得多，这也导致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美联储的责任越来越大，职权也越来越大。但长期实施这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必然招致激烈批评。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说，美国这种只靠货币政策而没有财政政策的做法，就像一只“跛脚鸭”，这加剧了国际汇率紧张。伯南克本人也承认：“如果采取一系列更广泛、更平衡的经济政策，所能取得的效果，是单靠货币政策本身不能实现的。”虽然美国有其他政策工具选项，但美国等于是主动选择不用，让美联储像欧洲央行一样单枪匹马地去承担把经济拉出危机的责任。
    伯南克的美联储主席任期还有16个月的时间，“不封顶”的量化宽松将一直持续下去，而美国之所以能这么做，原因之一也是新兴市场国家等外围经济体承受和稀释了量化宽松的负面效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批评说，量化宽松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
    量化宽松带来的通货膨胀不仅加大美国国内贫富差距，而且更重要的是，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加剧发展中国家不稳定风险。现在人们提起2010年底爆发的“阿拉伯之春”，通常会将其归因于政治因素，但不要忘记当时的全球粮价上涨是重要诱因，而这与QE2有直接关系。
    由于美国的全球金融主宰地位和全球化的资本流动，美国量化宽松大实验可能导致的种种不可预知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承担的。只要国际金融秩序和力量对比不改变，这场无奈的游戏还会继续下去，而中国等国的当务之急也许是通过积极的内部改革来预先防范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