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或成金改突破口
摘要：中国推出大额存单业务的可能路径是适当提高大额存单利率上浮的幅度，同时推进大额存单交易市场的发展，逐步放宽利率浮动幅度。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林晓 杨仕省 天津报道
中国金融改革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建立怎样的金融体制才能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利率市场化将很快再迈出关键和实质性步伐，在9月12日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透露，监管层已经将大额存单（CDs）推进到研究推出的阶段，而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还提出了尽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放开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以及探索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协调机制等重大问题。
大额存单将推出
戴相龙认为中国金融改革下一步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建议发行大额存款凭证（大额存单），他说一亿元的存款和一百亿的存款利率相同根本不可能。
肖钢回应说，大额存单（CDs）已经进入到研究推出的阶段。他进一步补充说，应该是实质性阶段。他还说，在国外大额存单已经是非常普遍，而中国银行已经在国外发了大额存单了。他说，大额存单和资产证券化一起将成为中国银行业重要的资本补充工具。
大额存单(certificatesofdeposit，CDs)是由商业银行发行的一种金融产品，是存款人在银行的存款证明。大额存单与一般存单不同的是，期限不低于７天，金额为整数，并且在到期之前可以转让。
可转让存单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由于当时美国政府对银行支付的存款利率规定上限；上限往往低于市场利率水平。为了吸引客户，商业银行推出可转让的大额存单。购买存单的客户随时可以将存单在市场上出售变现。这样，客户能够以短期存款取得按长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收入。
大额存单推出的重要意义是，它将成为利率市场化的一个关键突破口。其实，大额存单在中国并不陌生。1989年5月22日《关于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颁发，一些大额存单在中国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但是当时没有大额存单的交易市场而投机诈骗活动也比较猖獗，中国人民银行于1997年暂停了大额存单业务的申请。
其实近几年，央行为了推进利率市场化一直在内部研究推出大额存单的可行性和具体操作路径。这期间不时有消息传出，央行将推出大额存单业务作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但最终都没有实现。金融业界对于推出此项业务也寄予厚望，并做了大量研究。有专家近期就指出，经过多年的改革，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大大强化，恶性竞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中国推出大额存单业务的条件已经成熟。
有报告认为，中国推出大额存单业务的可能路径是适当提高大额存单利率上浮的幅度，同时推进大额存单交易市场的发展，逐步放宽利率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在科学界定面额和期限的基础上，取消法定利率，实现大额存单利率完全市场化。
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利率市场化将对中国目前的银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肖钢认为，利率市场化推进将会使中国的银行业形成加快转型，加快分化的趋势。在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各家银行的竞争机制不一样，内部定价机制不一样，所以一定会迫使商业银行转型，有的银行可能会更加注重经营特色，目前我们银行业的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很主要的原因是外部因素，因为没有市场化的环境，一旦利率、汇率市场化了，监管更加严格以后，各家银行都会找到符合自己的自身定位。
他举例说，过去我们对大企业贷款比较多，今后由于利差缩小，可能中小企业我们更有积极性去贷款。
他还认为利率市场化将倒逼商业银行创新，中国金融创新比较滞后，金融创新的空间会很大。他还认为中国金融机构跨国经营的步伐，因为国内市场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将会加快国际化经营的步伐。
市场化有序推进，分业监管也会随之而变？
戴相龙回忆说，把银行监管和中央银行分开设立，首先是英国执行的，这种分设的方法，大家觉得挺好，我们也采取了央行和银行监管分设的体制，“但是再一打听他们又合起来了。”
“金融监管体制的问题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了。外国银行家到中国来跟我介绍他们的银行，我发现他们谈的根本就不是银行的事，全部都是资本市场的事。”戴相龙认为我们下一步金融改革一定要重视金融组织怎么构造，也应该探索全能的银行，或者建立一个金融集团，他主张从中国国情出发成立银行、保险、证券控股公司，比如银行控股公司，银行本身除了经营主业外，同时可以投资成立附属或者控股的保险证券公司，他补充说这样我们的控股金融集团就可以为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去服务。
戴相龙认为，在金融监管体制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主张，不要总是跟在人家后面。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现状就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而且总体来讲金融管理水平提高了，但是金融各个行业间协调难度加大了。
为了解决协调难度大的问题，戴相龙认为还是应该着重建立由一行三会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也就是中央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的一把手在一起开会。戴相龙回忆他在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时，就开始了这个协调机制。“当时周小川是证监会主席，马永伟是保监会主席，我说我们轮流开，当时周小川就说，干什么轮流开啊，就在央行开。那时候开会都有记录，某个监管部门认为有什么问题，都是实质性的交流。当时的金融监管协调回忆可以说做到了有记录、有报告、有检查。”
他认为目前金融监管主要不是体制问题，体制本身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各监管机构之间形成共识。
中国金融改革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建立怎样的金融体制才能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利率市场化将很快再迈出关键和实质性步伐，在9月12日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透露，监管层已经将大额存单（CDs）推进到研究推出的阶段，而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还提出了尽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放开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以及探索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协调机制等重大问题。
大额存单将推出
戴相龙认为中国金融改革下一步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建议发行大额存款凭证（大额存单），他说一亿元的存款和一百亿的存款利率相同根本不可能。
肖钢回应说，大额存单（CDs）已经进入到研究推出的阶段。他进一步补充说，应该是实质性阶段。他还说，在国外大额存单已经是非常普遍，而中国银行已经在国外发了大额存单了。他说，大额存单和资产证券化一起将成为中国银行业重要的资本补充工具。
大额存单(certificatesofdeposit，CDs)是由商业银行发行的一种金融产品，是存款人在银行的存款证明。大额存单与一般存单不同的是，期限不低于７天，金额为整数，并且在到期之前可以转让。
可转让存单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由于当时美国政府对银行支付的存款利率规定上限；上限往往低于市场利率水平。为了吸引客户，商业银行推出可转让的大额存单。购买存单的客户随时可以将存单在市场上出售变现。这样，客户能够以短期存款取得按长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收入。
大额存单推出的重要意义是，它将成为利率市场化的一个关键突破口。其实，大额存单在中国并不陌生。1989年5月22日《关于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颁发，一些大额存单在中国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但是当时没有大额存单的交易市场而投机诈骗活动也比较猖獗，中国人民银行于1997年暂停了大额存单业务的申请。
其实近几年，央行为了推进利率市场化一直在内部研究推出大额存单的可行性和具体操作路径。这期间不时有消息传出，央行将推出大额存单业务作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但最终都没有实现。金融业界对于推出此项业务也寄予厚望，并做了大量研究。有专家近期就指出，经过多年的改革，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大大强化，恶性竞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中国推出大额存单业务的条件已经成熟。
有报告认为，中国推出大额存单业务的可能路径是适当提高大额存单利率上浮的幅度，同时推进大额存单交易市场的发展，逐步放宽利率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在科学界定面额和期限的基础上，取消法定利率，实现大额存单利率完全市场化。
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利率市场化将对中国目前的银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肖钢认为，利率市场化推进将会使中国的银行业形成加快转型，加快分化的趋势。在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各家银行的竞争机制不一样，内部定价机制不一样，所以一定会迫使商业银行转型，有的银行可能会更加注重经营特色，目前我们银行业的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很主要的原因是外部因素，因为没有市场化的环境，一旦利率、汇率市场化了，监管更加严格以后，各家银行都会找到符合自己的自身定位。
他举例说，过去我们对大企业贷款比较多，今后由于利差缩小，可能中小企业我们更有积极性去贷款。
他还认为利率市场化将倒逼商业银行创新，中国金融创新比较滞后，金融创新的空间会很大。他还认为中国金融机构跨国经营的步伐，因为国内市场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将会加快国际化经营的步伐。
市场化有序推进，分业监管也会随之而变？
戴相龙回忆说，把银行监管和中央银行分开设立，首先是英国执行的，这种分设的方法，大家觉得挺好，我们也采取了央行和银行监管分设的体制，“但是再一打听他们又合起来了。”
“金融监管体制的问题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了。外国银行家到中国来跟我介绍他们的银行，我发现他们谈的根本就不是银行的事，全部都是资本市场的事。”戴相龙认为我们下一步金融改革一定要重视金融组织怎么构造，也应该探索全能的银行，或者建立一个金融集团，他主张从中国国情出发成立银行、保险、证券控股公司，比如银行控股公司，银行本身除了经营主业外，同时可以投资成立附属或者控股的保险证券公司，他补充说这样我们的控股金融集团就可以为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去服务。
戴相龙认为，在金融监管体制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主张，不要总是跟在人家后面。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现状就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而且总体来讲金融管理水平提高了，但是金融各个行业间协调难度加大了。
为了解决协调难度大的问题，戴相龙认为还是应该着重建立由一行三会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也就是中央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的一把手在一起开会。戴相龙回忆他在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时，就开始了这个协调机制。“当时周小川是证监会主席，马永伟是保监会主席，我说我们轮流开，当时周小川就说，干什么轮流开啊，就在央行开。那时候开会都有记录，某个监管部门认为有什么问题，都是实质性的交流。当时的金融监管协调回忆可以说做到了有记录、有报告、有检查。”
他认为目前金融监管主要不是体制问题，体制本身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各监管机构之间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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