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委换届 汪洋遭遇“多事之秋”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江海波 广州报道

新一任的广东省委班子上任，迎来的或是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形势前所未有的考验。

从东莞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出现两位数的负增长，深圳GDP总量被天津、苏州、重庆超越，到佛山2012年前3个月财政收入增幅全省垫底，“坏消息”总是一个接一个。

如果说东莞经济的糟糕表现代表的是外贸出口企业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那么佛山则代表的是传统经济亦遭到了重创，而这一坏的形势向作为中心城市的广州蔓延，无疑给整个广东的未来投下了阴影。

亟待转型升级

外界注意到，此次中共广东省委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汪洋的报告中没有出现一个阿拉伯数字，报告共16000多字，讲成绩的不超过1000字，全文充满忧患意识与危机意识。

汪洋表示，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现在的广东省情已经并正在发生全面的、深刻的、重大的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突出表现在发展方式总体粗放，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提高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的要求日益紧迫；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仍然较大，发展普惠型民生福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更加繁重；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新一代异地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的诉求更加强烈，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等等。

外界亦注意到汪洋用了一些过去政府正式文件中少见的一些词语，如“中等收入陷阱”。汪洋认为，广东经济社会已经步入转型期，过去支撑广东快速发展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条件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如果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出现停滞和倒退，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有可能断送。

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董小麟研究，广东加快转型升级形势非常具有紧迫性。他表示，正如汪洋初到广东时所分析，2007年之前的10年，广东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年增长幅度是13.3%，比浙江、江苏、山东分别低3.4到8.4个百分点，但10年净增劳动力年平均增长3.7%，大大高于这三个省份。由此可见，与其他沿海先进省份比较，江浙鲁等的增长更多依赖推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广东却较多依赖劳动力的投入，物质资本改善慢。

据统计，广东每新增一名劳动力新创造的GDP是12万元，浙江是21万元，江苏是88万元，广东与其相比相去甚远。

董小麟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结果研究发现，广东由全国第三人口大省上升为第一大省，增幅远高于全国，正是由大量产业移民造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关。而剧增的人口数量与文化素质不相称，每10万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比重不仅远低于江浙，甚至目前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

技术投入与研发也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一大软肋。董小麟表示，尽管广东是内地的专利第一大省，但发展极不平衡，按2010年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情况，深圳一市就占全部发明专利授权的70.2%；而另一种不平衡是技术对外依存度高，据中共广东省委2010年下半年组织省委委员调研发现，广东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70%以上。

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广东企业有科技研发活动的所占比例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大中型企业在这方面更弱，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0%左右。此外，广东企业的R&D（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经费长期未达到全国平均比重，直到2010年才达到全国平均数，但仍未达到“十一五规划”规定2%的指标。

强调“软实力”

面对深圳的突然减速，多数学者认为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其真实的状况，既要认真分析当下的成因，更要看到深圳所处发展阶段的历史必然性。

深圳市市长许勤面对该市当下的处境颇有几分从容，他在广东省十一次党代会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不怕GDP放缓，因为放缓是有客观原因的，我最不能容忍，最不能接受的是结构没有优化。如果结构指标都是优化的，那我就放心了。”   

广东省综合改革研究院执行理事长周林生比较认同许勤的看法，他认为，这些年来，深圳的金融业发展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科技创新能力亦很强，有华为、中兴等一批领先企业，与此相对应的风险投资业也比较发达。此外，深圳的咨询业、法律服务以及会展、旅游等产业均有不错的表现，表明深圳整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与其作为毗邻香港的国际化城市，以及作为“深莞惠”（深圳、东莞、惠州）一体化的龙头城市地位相称。深圳的某些经验，亦值得其他城市学习借鉴。

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广东未来的发展，要从教育、法律环境、制度、效率等方面入手，加强“软实力”的培育。而当务之急是要加强政府自身的改革，建设一个开明的政府。

改革是立省之本

改革开放成就了广东的辉煌成就，也为全国其他地方提供了发展的榜样与依据。学者认为，广东要突破当下的困境，不能援用过去发展经济的路径依赖，但必须铭记广东的立省之本，因而，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是广东突围的惟一道路。

在郭万达看来，当前广东面临产业升级的问题，还面临人口大增带来的新问题，这将带来诸多需要去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个变化将对未来10~20年带来巨大的影响，广东如何调整人口的结构，如何从过去的“人口管理”变成“为人提供服务”，都值得认真思考。此外，珠三角的城市管理问题亦是未来一大考验。

郭万达指出，人口的聚集形成了城市，但目前，我们更多是用50%的城市化率这个数量指标来描述城市城市化水平，而对人在城市中生活的舒适性、满意度、幸福感缺乏考察。汪洋提出“幸福广东”，实际也是指人在城市中的生活质量问题。

广东要解决当前的发展困境，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郭万达表示，改革是广东的立省之本，除了要进行经济改革，更要加强政治、社会以及政府自身的改革，要更进一步提高开放度，不但要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更进一步加强区域内之间的合作，促进要素更加自由的流动。

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广东确实处于人均GDP已经超过7000美元，已经处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高收入之墙”所描述的水平。现在，广东面临此前的那些后发优势逐渐释放殆尽的现实，确实需要改变发展方式，但也不要过于悲观，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仍然存在，且远未挖掘充分，下一步应该在国际规则、法律制度、社会管理等方面加强学习与合作。

广东发展30年来，已经培育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以及充满发展冲动与活力的移民城市的特征，都是广东未来发展的动力。“最关键的是，我们不能失去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勇气。”郭万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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