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本位看中国人为何不富有
陈志武的论文集《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获得2008年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让国内的制度经济学爱好者感到振奋。这不仅因为，陈志武这本书从制度成本的角度解释了中国人勤劳而不富裕的原因，而且意义还在于，在经济危机蔓延全球的当下，中国的读书界和知识界，并没有因为危机的来临而忽视制度创新、制度安排尤其是金融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样的反思能力和精神，尤为可贵。同时，这本书对于厘清一些重要的观念分歧，也提供了一些重要而关键的思考方法。在陈志武看来，脱离了制度变迁和制度进步，财富的增长不仅不可能，也不可持续。要想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个大国，就必须遵从国际法治经济秩序和一些根本性的原则，从而为中国长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30年财富增长的秘密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各种对于改革成就的回顾和解释之多元和丰富，已经蔚为近期经济乃至思想学界的一个大观。陈志武的这本书，无疑为这些观点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
在诸多解释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确立了中国“最好的制度”优势，从而不但可以解释过去30年的成就，也可以解释中国必将经济崛起的未来。张五常教授是此种理论的主要持有者。他的核心观点在于，由于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所造就的经济发展优势，已经使得中国具有本质上自由竞争制度，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可能调动的资源广度和调动手段的深度都非公司法人所能及，因此，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已经成为最具优势的“公司”，由于这些“公司”之间的相互竞争，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中取得了让全世界惊叹的成就。
陈志武的这本书，以鲜明的事实和逻辑提供了对这种观点的反对意见，并阐明了当今财富之所以如此之快的发展和诞生的一些基本条件。他首先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取得让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现任政府之所以能够取得骄人业绩，主要原因在于当代中国面临更好的国际环境。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取代了战争，成为解决国际纷争的主要手段；中国要想发展经济，就不得不借鉴他国的一些产权保护原则和交易规则；资本全球化为中国吸引外来资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本；全球化分工为中国发展制造业、输出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成为可能。另外，技术进步等也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技术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是决定中国能在20世纪快速致富的重要条件——“中国要做的，只是打开国门，以及遵守这一系列交易规则”而已。当然，做出这一“打开国门”决定的人，具有非凡的历史勇气和历史责任感，这无需置疑。一言以蔽之，如果没有“资本全球化、制度同质化的好处”，中国过去30年发展断无可能。
但是，虽然“近二十几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离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相去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变革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可是，这些并没有阻碍中国经济在近二十几年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种经历似乎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如何解释中国高昂的制度成本对于财富增长的制约作用？陈志武认为，“我们可用劳动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的替代性来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
当然，上述劳动力替代、对冲制度优势的观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劳动力如此勤劳却并不富有。也正是由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很难摆脱对这种优势的路径依赖。实质上，自本轮经济周期下滑以来，中央政府出台的多个经济措施中，就包括面向制造业的出口退税率进一步提高、暂时停止《新劳动法》的执行、暂时减免一些困难企业的养老保险等政策，没有一个不符合“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这一判断。
但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缺乏产权保护、金融创新制度等制度机制，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链的内在动力决定于制度机制与金融创新。
产权保护制度是交易得以施行的基础。理性的经济人只有在确认自己的财产所有、收益和处分权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才会去进行经济行为，比如创业、扩张投资等等。
陈志武在此援引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远东经济评论》曾经报道过一个发生在北京三里屯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张大姐看到三里屯缺乏百货商店，于是，开张了一家专为外国居民服务的杂货店。可是，正当张大姐的生意越来越火，她店铺的未来现金流也日益上涨的时候，行政部门却以她没有这样那样的许可证为由令张大姐关店。”
此后，张大姐的杂货店平均两三年就被关一次，然后又再换个地方，如是者再三。经历过数次同样的经历后，“张大姐领悟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反正不久又要被关，她只好选择不怎么装修、不花钱扩张、不雇用太多员工”。
结论是“当产权得不到保证时，张大姐的致富道路只能受限，不敢扩张业务，赚了钱自己也不敢消费”。而不敢消费，不仅仅由于中国人手中没钱，也因为，中国人不敢花钱，因为未来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而“经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做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交易成本的高昂不仅意味着像张大姐那样，产权随时面临被消灭的风险，还意味着寻租和腐败的广度与深度。“按照茅于轼教授的话说，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怕苦、最不怕脏、最勤奋的民族之一，可我们还是这么穷。为什么？‘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式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可是每个人对此又无能为力’。”
除了腐败寻租和创业门槛居高不下之外，在教育和医疗这两种公共产品不确定性的解释上，陈志武也别有心得。他从金融创新不够的角度，来审视这个众所周知的公共用品短缺命题。他认为，金融创新在个人消费方面的潜力巨大。像房贷那样把消费者未来收入流折现的创新，不仅可以让消费者提前住上大房子，也可以让一个受教育者提前消费他未来的收入用于教育，生病的时候用于支付医疗费用。这样，有了源源不断面向居民个人的金融资本，中国人就可以用未来收入流折现的方式，变得“现在”更加富有一些。
产权制度要进一步深化
陈志武分别从农民产权保护和中印两国比较两个方面，阐述了还权于民的意义，和有优势的产权保护在一国未来发展中的作用。但其要旨仍然在于说明，决定一国财富能否长期增长的根本，仍在制度优势。“如果不通过土地所有权明晰等改革尽最大可能地发挥农民自然的责任感，让个人的空间尽可能达到最大，那么农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事事靠国家，也只能事事怪国家。”
在他看来，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乡村社会的官权过剩，民间权力衰落”。导致这种局面又是由于两方面原因：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所有财产（包括土地）公有。
陈志武的主要观点在于，判断制度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如果一国的制度（法制、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等）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
如何增加制度资本而减少制度成本？相信这才是陈志武想带给每一中国人的一道思考题。自然，陈志武本书的讲述方式非常值得推荐。用讲故事的方法来解释经济学命题，这种仿照大师弗里德曼深入浅出的能力，非大师亦不能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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