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的成功缘于千年巫术的流毒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蕾 特约记者 周示 北京报道
这个时代骗子横行，司马南往往是想休息而不得，十几年前，他战斗在疾风暴雨反伪打假第一线上，被誉为勇士，如今他已经不大介入与那些骗子具体的纷争了，但是这一次李一事件引爆，他怎么也隐身不得，各大媒体的记者纷纷登门采访，要他出来揭穿奥秘，司马南只好“被出山”。
记者就近期因“水下胎息”、“驾驭220伏电治癌症”等而颇受质疑的李一道长造假事件采访司马南那天，一进司马南的书房，里面已经一堆记者在等着了，电视台摄像抄家伙正在拍照，司马南拿起自己书桌上的水杯和一个玩具小人正演示水下闭气大法怎样骗人。司马南认为，这个世界上骗子能够横行，更多的并不是骗子的原因，而是社会的原因、上当者个人的原因，他调侃着说：“骗子太多了，傻子都不够用了。”
这是一个迷信的时代
《华夏时报》： 李一的骗局究竟是怎么样的？
司马南：李一的骗局其实揭穿后很简单，比如他的双手过电，很多年前的骗子们就玩儿这个了，随便一个魔术班就能教， 5 分钟学会，有一位女士，跟李一学道，想学双手过电的本事，可是李一告诉她没有十年的工夫学不会，而且还要采阴补阳才行。这位女士可能不愿意，后来在网上看见有人教这个，一打听，根本就不要什么十年，什么采阴补阳， 5 分钟就可以学会，收费5000元。为什么，这根本不是什么道术，只不过是魔术而已。至于水下闭气，我们在镜头上始终没有看见鱼缸顶部全貌，这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内置的玻璃房上面有机关，这就很简单了，在那里坐两个小时而已。另一种可能是内置的玻璃容器是封顶的，即使如此，仍然是魔术而已。有一位学者做过计算，一个密封的 1 立方米的容器内，人坐在里面不动两个小时二十分钟，所消耗的氧气只有这个容器所能容纳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还有一半富裕。司马南演示给我们看，置身水下人的衣服头发会因为水的浮力而飘起，浮荡在水中，外人透过水看到的时候，因为水对光的折射作用，水下的人会变形，与自然光下空气中有很大差别，但是李一在水里很明显衣冠整洁，头发一丝不乱，这只能说明其道士根本没有沾水，他表演变的不是什么“入水不濡”的神仙功夫。
《华夏时报》：这个时代，很多原本被我们摒弃的东西都在恢复，人们会相信一些很荒诞的事情，比如绿豆养生，道术养生等等，你怎么看？
司马南：李一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不是他的骗术成功，而是他的飞黄腾达升迁路： 4 年道龄成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我想李一的骗术很多人都可以模仿，但是他的平步青云升迁路可能很难模仿。李一不是一个有创意的骗子，李一的成功，是几千年巫术思维的流毒，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被骗的人所促成的。李一之所以能成功，能够创造奇迹，是因为他抓住了人们对于养生的渴求。中国人自古崇尚养生，倘若站在珍惜生命的角度来说，养生确实需要，但是养生要有正确的方法，这些方法很简单，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传统文化中都有总结，无非是营养均衡、作息规律、不染恶习、勤于锻炼、知足常乐、淡泊宁静等等，但是，这些方法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于是，很多人没有毅力坚持正确的养生方法，却幻想走捷径，人们一旦追求捷径，骗子就有了用武之地，因为所有的捷径都是靠不住的。李一道长的骗术，就建立在人们追求养生捷径的前提基础上。
不认错的时代
《华夏时报》：骗子被揭穿之后，仍旧有很多人在维护骗子，这是为什么？
司马南：维护骗子的，无非三种，第一种，是坚持己见，拒不道歉。某种时髦的社会文化是个不道歉的文化，在以前，知错而能改，是善莫大焉，坚持不改是斯文扫地，现在，谁还信这个？都说自己没玩好，不认错成了普遍现象，好像认错就是要否定自己。第二种，是认识论方面的原因。比如央视记者樊馨蔓 ，我不认为樊馨蔓是骗子同伙，但是她的认识爬不上科学精神的坡，她思维简单执拗偏执。她天真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揭开宇宙、生命奥秘的钥匙，而这把钥匙现在就握在道士李一手中，这就是认识论的问题。她当然有权利坚持自己认为对的观点，你不能说她不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当这种观点本身有错误，而这种错误通过强势媒体通过名人效应传遍天下的时候，这种坚持则会给社会带来严重伤害。所以说有时候好心人会办坏事，而且危害更大。最后一种，就是利益关系，比如社科院宗教所有一位戈教授，大胆地为李一辩护，后来人们发现，李一曾给他的书写过序，这很可能构成了一个利益链条。有人在网上为骗子辩护，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舆论开放，大家可以畅其所言，更说明，需要更多的科普工作来启迪民智，说明反伪打假是必要的，说明公众素养总是需要提高。
骗子喜欢三种人
《华夏时报》：我们发现，很多所谓的精英人士都被李一骗了，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司马南：我们看到很多名人，很多精英阶层的人士受骗，以为他们不该受骗，其实错了。所谓的精英人士，只是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出类拔萃，比如说导演，他拍电视剧是行家；地产商，他盖房子卖房子是行家，王菲这样的演员，唱歌表演是行家。但是，在别的领域里，他和普通人是一样的，不能说他是名人，就一定每一个领域都比别人强，这是不可能的。在科学素养上，名人和普通人一样，也可能受骗，也可能上当，他们的分辨能力并不比别人强，名人、精英在江湖骗术面前，没有特别的免疫力。
《华夏时报》：但是这些名人受骗，往往会比普通人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你怎么看？
司马南：骗子最喜欢三种人，一种是明星，这些明星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骗子和他们搞好关系，你看，连这些明星都信我，普通人就更会相信了，骗子看重的是他们的名。第二种是企业家，这个就不用说了，骗子看重的是他们的钱，搞定了企业家，可以获得更多的钱。第三种是官员，骗子看重的是他们的权，权钱交易，权仙交易，可以在官员的保护伞下获得庇护。所以说，名人更要洁身自好，要提高警惕，不要随便给人代言，写文章推荐，替人宣传，名人的社会影响力要比普通人更大，一旦被骗子蒙骗利用，产生的危害自然也更大。
《华夏时报》：很多骗子往往都是在骗了许多人之后才被揭穿，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揭穿？
司马南：在一个制度健全的机制下揭穿骗子，本来是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社会各项工作的应有之义，至少在一个骗子获得全国性知名度影响力之前，地方上的各个行业监管部门有监督的责任，应该把他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漫天要价，物价局不管吗？非法行医，卫生局不管吗？超出宗教范围以宗教之名义捞钱，宗教局不管吗？私搭乱建，规划局城管部门不管吗？
遗憾的是，我们看到，至少李一道长其人在重庆某地如鱼得水，鲜以受到行政制约，后来是北京广州部分媒体太过分地宣传，引发了来自其他媒体的反弹，有志之士站出来揭露，李一真面目才被曝光的。
当然，媒体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它出面揭露的质疑的，往往是那些关注度已经足够高的对象，也就是足够成功的骗子，一些不够成功的很难被关注，等到媒体都来关注的时候，骗子已经骗了很多人了。
今天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人们以权利之名各行其是，难免就有骗子在其中浑水摸鱼，普通人很难有证据有能力揭穿他们，这就需要一个机制，需要制度的力量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的机制在这方面还很薄弱，还没有一个健全的机制去预防骗子的成功，不能有效地把骗子扼杀在萌芽之中，这需要我们社会各方面的努力，需要很长的时间。一个善治、法治的社会，应该对骗子从根本上产生约束力，应该能够防患于未然，能够在萌芽状态就扼杀骗子，在这一方面，我们显然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媒体的复杂性
《华夏时报》：我们发现，在骗子行骗和被揭穿的整个过程中，媒体都是一个特殊的角色，你对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怎么看？
司马南：我想，媒体的角色，非常重要，但也非常复杂。我们都注意到，在张悟本和李一被捧起来的时候，媒体发挥了作用，被揭穿的时候，媒体同样发挥了作用。没有电视、报纸、互联网，李一们不大可能这么快地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被这么多的人所熟知，但同样，没有电视报纸，他们被揭露，也不可能这么快。所谓蹿红也快，死的也快。
我从中学时代就给各种报纸杂志写稿，后来又从事了多年的媒体工作，对于媒体的规律还是比较了解的，媒体本身有其特殊的规律。造神和打压其实都是媒体的行事方式，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的动力之所在，作为独立经济实体的媒体机构，市场生存法则，必然要求它追求点击率、收视率、发行量等等，最终的指向只有一个——钱，这至少是约等于二分之一的属性，媒体要提高自己的被关注度，而关注度需要什么呢？需要刺激，需要惊悚，需要包装，需要猎奇。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任这种媒体属性泛滥，媒体应负的社会责任如何担当？李一完了，李二保不齐明天早上就会在媒体上出现。
《华夏时报》：那么这种规律对于普通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司马南：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但凡是印成铅字的，都会当做真理，当做圣物，这使得媒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异化寻常地大。但是在现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媒体的公信力正在下降。
当然，媒体造神，本身也有很多客观原因，比如说媒体的从业人员并非科学专家，科学素养比较差，再赶上一个签发稿件的领导脑子也糊涂，单个记者被骗，导致整个编辑部全军覆没的事情是会发生的。单个记者被骗是难免的，我们需要提防的是整个编辑部全军覆没。当然，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我注意到，媒体本身也有自我净化功能，媒体能够自我净化，不会因为一个骗子能量比较大，而整个媒体界长时间陷入愚昧泥沼不自拔。一个人骗一个人一生，可能的，一个人骗部分人长时间，也是可能的，但是，一个人骗所有人永远，这永远不可能。在今天互联网时代，更加不可能。
《华夏时报》：那么您认为未来的媒体是不是需要改变？
司马南：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信息量已经无限多，所以媒体的功能也应该有所变化，对于媒体来说，更重要的应该是培养读者的判断力，要有媒体自己的立场，来解读信息，分析信息，来引导读者，在这个时代，分析引导要比信息填鸭式地充塞更加重要。
要比骗子更用功
《华夏时报》：打假多年，您被冠以诸多名头，比如“反科学斗士”、“科学教主”，也有人认为您反对迷信，但是自己却制造了一个新迷信，即科学的迷信，不相信除了科学之外的一切事情。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司马南：有人觉得，你反对迷信但是讲科学，那就是迷信科学，迷信一个人和迷信科学是一样的，迷信什么都是迷信。这其实是对科学的误解。
为什么呢？因为科学本身就是反对迷信的，科学精神的第一条就是怀疑精神，科学精神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怀疑精神。科学不会迷信自己，科学不怕怀疑，科学永远都是不完备的，科学的研究也永无止境，从科学精神的角度说，世界上没有顶级真理，科学就是在不断在既有学说的基础上前进的，它不断向前发展，但又同时向下兼容，不是说科学有了一条新的理论，旧有的理论即刻就被彻底推翻了。因此，那种非建立在前人科学发现基础上的、耸人听闻的大发明往往是靠不住的。在科学上，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理论，是不可思议的。李一的“胎息大法”就完全与当代自然科学原理相矛盾，但是又没有科学证据支持的理论可笑可悲的命运是必然的。
《华夏时报》：打假这么多年，你认为最难的是什么？
司马南：最难的是家庭关、亲友关。其他的难关还有很多，比如你要面对诱惑，要面对上级的干预，还有各种各样的威胁，这些都是我经历过的。比如前几年，有一次我去江苏一所大学演讲，讲完了以后，大学的人陪我高高兴兴地去看当地的旅游点，就在景点门口，突然两个人拿着钢筋冲我上来就打，我们毫无防备，那个朋友当场被打伤鲜血直流……
《华夏时报》：和骗子周旋，需要做什么准备？
司马南：可能有人觉得和骗子斗争，有决心就行了。其实不然，骗子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你必须得比他们更聪明，或者比他们更努力、更用功。我过去那些年下了死工夫研究各种骗术，表演集各种骗术、各种特异功能之大成。不下工夫不行啊，因为你必须弄明白他们是怎么骗人的，否则没有说服力。
现在，李一道长之流远不如当年的大师厉害了，当年的骗子李洪志、张宏堡、严新、胡万林一个赛着一个厉害，手眼通天，法力无边，武运长久，李一道长才出道几天呀，就现了原形，李一比起前辈来差远了。所以我有时调侃道：骗子也要加强自己队伍的素质建设。
好人最容易受骗
《华夏时报》：现在的你似乎比较少参与那些具体的纷争了，为什么？
司马南：过去没有人管，他们闹得太邪乎了，我不计工拙不畏死地管管，但是，后来，与各色骗子打交道，尤其是与带有邪教色彩的骗子打交道，已经是政府的一项日常工作了，司马南为什么偏要在里边掺和呢？再说，和骗子斗争了这么多年，过了50岁以后，我也想换一个活法，抓骗子本来是业余工作，我回归本职了。
《华夏时报》：据说你四年前就知道了李一，也是这种原因使你没有揭露么？
司马南：大概四年前的一天，崔永元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帮个忙。他说，有两个很要好的圈里的朋友跟着重庆的一位大师习练辟谷去了，他们竟然相信辟谷能够治疗肝炎等各种慢性病，咬着牙连续多天不吃饭。当时说的那位大师，就是缙云山上的气功师傅李军。小崔很为朋友的生命安全担心。他仔细介绍了朋友的具体情况，我跟小崔讲了一些我所了解的辟谷的常识。后来，小崔说的朋友当中有人跟我也联系过，我尽力做了一些解释和劝慰，主要是强调要他们注意辟谷的安全性，以期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生命之虞。后来就把这个事情忘了，原因是我并不相信真的能够辟谷，饿了终究还是要吃的。
《华夏时报》：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受骗？
司马南：当然是好人最容易受骗，上当是好心人最容易犯的错，骗子一般是不会相信骗子的，因为他对那些骗术都门儿清，知道怎么回事。当然这不是说不能当好人，而是好人也要学得更加警惕。这个社会骗子太多了，多的傻子都有些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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