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时代，中国如何当领袖
经过两天激烈的争吵之后，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在多伦多落幕。世界进入G时代了吗？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风险及中国的应对策略有哪些？G20大国间存在哪些竞合与博弈……
这部书之所以能够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获得巨大成功，与刚刚在加拿大多伦多闭幕的G20峰会有关，但同样也跟央视财经频道这块金字招牌有着莫大的关系。
面对新十年，中国将如何进一步强化影响力、竞争力、亲和力、感召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是什么？如何把真实的中国告诉世界？未来的世界能够进一步改变中国吗？还是中国将在未来改变世界？这是每一位经济官员甚至普通百姓都非常关心的重大问题。或许从这部《提问G20——洞悉未来十年的世界与中国》中我们能寻求到一些答案……
世界迈进G时代？
文/老于
在此次多伦多峰会上，争吵虽然没有带来破裂，但是，也削弱了G20的作用，而且随着各国经济与财政状况的逐渐好转，这一趋势将更加明显。然而，这又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说话越来越有分量。这也带来世界多边对话机制的变革，新的多边对话机制与多边对话平台不断出现。全球治理秩序处于又一轮波动与调整之中，新的对话机制自当随着急剧变化的经济与政治形势而突然勃兴，又逐渐衰退。
现实情势的多变对某些国家来说是危机，而对另外一些国家则是机遇。在国际经济形势的动荡不安中，大国之间的博弈必然加剧，这就催生出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老牌的大国和新兴的大国都试图通过这些对话平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全世界有史以来，从未见过各国的领袖们如此频繁地聚会，在重塑世界新秩序的前夜，地球村一脚踏进了一个“G时代”。
G20本来是从属于G8集团的一个多边对话机制。自从1999年成立以来，在近十年的时间中，一直无所作为。在G8首脑峰会之下，G20主要还是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们的俱乐部。然而，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G8这个富国俱乐部已经难以独善其身，他们发现要应对金融危机，必须要团结更多的力量，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也应该加入进来，共同刺激经济，并寻求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之道。当2009年4月20国首脑齐聚伦敦的时候，即宣告G8使命短暂地终结。在伦敦峰会上，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成为最大的赢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张得到了承认，并最终获得了在IMF中更多的发言权。
2009年6月，“金砖四国”首次首脑峰会在俄罗斯举行。有人称此为“G4”。
然而，也有人主张召开另一种G4峰会。他们认为，这个峰会将是世界经济势力最强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舞台。可以将英、法、德合并为代表欧盟一方，另外三方是美国、加拿大和中国。这个G4就完全成为经济大国之间的游戏。
频繁的G字头的峰会召开，既挑逗着人们的神经，而且也在挑战着既有的全球秩序。前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又提出了所谓中美共治的G2构想，并同时主张G2与欧盟共同组成G3，即中美欧集团。G2的构想从形式上来说，又令人回想起了当年美国与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对抗的时代。自从“冷战”结束后，形成了美国一强独大的世界格局，然而，世界并没有像日本学者福山所预言的那样，“冷战”结束，也并没有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和平时期。在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秩序下，因为美国的力量不足以控制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局势反而处于更加动荡不安的局势当中。原来被“冷战”压制的文明的冲突、种族矛盾，反而愈演愈烈。中东地区爆发了海湾战争、巴尔干半岛重新成为火药桶，而美国本土亦在“9·11”事件中遭到恐怖主义的袭击。新的G2构想从形式上似乎能够形成一个看似稳定的世界秩序框架，而且其主题以“共治”代替“对抗”，既符合目前中美关系的现实，似乎也更加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不过，中国对此并不感冒。就如《提问G20——洞悉未来十年的世界与中国》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邵峰所说，G2概念是在“棒杀”中国。
从以上种种分析来看，G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并在世界政治与经济舞台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如何在后金融危机的大棋局中博弈必然面临着一系列的新问题……
大国竞合之道
文/水清
“大国竞合之道”作为《提问G20——洞悉未来十年的世界与中国》这部书的中篇出现，这是因为G20时代各大国之间在后危机时代竞合的态势已愈发引人关注。
事实上，上世纪“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终结。在接下来美国独霸全球的近20年中，美国国内外交路线的价值观路线与现实主义路线，随着政党的更迭而交替影响世界。小布什的“邪恶轴心”说，则可以看做是价值观外交路线的登峰造极之作。不过，美国并非完全处于某一种外交路线的支配之下，其只是在某一时期某一种路线占据上风而已。在布什政府推行价值观路线时，亦不曾完全放弃现实主义路线，亦重视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与合作。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的失败。这也导致现实主义外交路线再次成为美国外交的主导原则。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不只是美国还有欧盟、中国，各国经济均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也正是因此，各国的利益出现了高度的一致，在金融危机的巨大威胁面前，美国势必要将价值观外交路线搁置一边，而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共同对抗金融危机的盟友。所以，现实主义法则主导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秩序。
现实主义法则支配世界秩序，显然不只是因为各国面临着共同的威胁。金融危机实际上也对各大国的内部政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在重塑大国内部的政治结构。金融危机造成了大国内部的矛盾，那些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执政党成为民意不满的宣泄口。
在美国，这导致了共和党大选的失败。在2009年日本议会大选中，“二战”之后执政长达50多年的自民党也败北。成立只有十多年的小党民主党成为新的执政党，日本政治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悠久传统就此结束，令人产生日本政治向“两党制”转变的期待。这一趋势在2010年英国议会大选中也再次展现了出来。在此次大选中，英国议会的两党制政治也宣告了终结，工党下台固然是理所当然的，而不符合传统之处在于，此次大选出现了保守党、工党、自民党三党鼎立的格局，任何一党都没能获得独立组阁的选票。最终是，保守党凭借微弱优势与自民党组成了联合内阁。老执政党的下台与新执政党的崛起，无疑都与其本国内部的经济问题直接相关。无论是日本的民主党还是英国的联合内阁，在上台后都把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放在了首要的位置。而奥巴马政府从2008年底至今，也一直都在以医保改革、就业等内部事务为工作的重心。因此，这决定了在世界事务中，对于经济刺激与退出政策的选择，是否符合本国的利益成为优先选项。
在G20多伦多峰会召开之前，欧洲各国受希腊等国的债券危机所累，主张削减财政赤字，而美国之所以反对，也是担心财政刺激政策过早、过量地退出，最终会拖累美国经济。
问题在于，当现实主义再次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法则之后，大国之间政治的博弈是互相对抗与冲突的悲剧，还是合作共赢的喜剧。
在悲观的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看来，大国政治必然以悲剧收场。他认为：“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他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由此观之，金融危机恰恰给很多求变的大国提供了获得更大权力的机会，事实也的确如此。
米尔斯海默之所以认为，大国之间会信奉以武力为解决手段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乃是因为“国际体系的三个特征一并导致了国家间的相互提防：（1）缺乏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并能保护彼此不受侵犯的中央权威；2国家总是具有用来进攻的军事能力；（3）国家永远无法得知其他国家的意图”。这导致一个国家要生存下去就是追求实力的增强，并成为世界的霸主。
然而，米尔斯海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这也是前美国驻前苏联大使凯南所主张的，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世界政治和战争的形式。在共同毁灭的核恐怖下，大国之间将不可能发生正面的战争冲突，而大国直接的冲突将通过代理人战争的面目出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路线，只适用于核武器之前的大国斗争。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大国之间的赤裸裸的利益博弈毋宁说是一种消极的现实主义。
而在金融危机这个共同的敌人面前，大国之间的争斗又打上了“合作”的烙印。我们将很难看到上个世纪大萧条时代所出现的一幕，各国为了摆脱自身的经济危机而不惜发动国际间的战争。在多边对话机制空前活跃的前提下，大国之间的利益诉求均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彼此的了解，这就使某些国家在权力分配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得以实现。
G时代，中国的应对策略
文/于芒
或许是因为封闭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危机并没有在中国上演，发生在中国的只是进出口危机。而随着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经济仍然在2009年保持了8%以上的增长率。当全球经济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中国被看做了给世界经济带来希望的一线阳光。
这直接导致了在G时代，中国成为各个多边对话舞台上最活跃的角色。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在《提问G20——洞悉未来十年的世界与中国》中所说：中国要以积极身份参与到国际秩序建设当中。中国除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之外，也联合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起表达了改革世界金融秩序的愿望。
然而，在G时代，当中国在全球治理秩序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之时，也意味着要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尽管，世界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权利与责任的对等，仍然被当做大国之间的重要游戏规则。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则是，承担国际责任与国内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这点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中国要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要扮演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那么，必须要为之付出努力，要淘汰国内的落后产能，要投入大笔资金补助企业升级换代。而这都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造成负面的影响。
而在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上，美欧等国也都屡屡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大做文章，指责中国人民币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仍然在鼓励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加剧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
事实上，对中国而言，“闷声发大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后，只有直面国际地位上升的现实，适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并努力化解外部责任与内部责任的矛盾与冲突。
实际上，当一个大国对世界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的时侯，国内问题的国际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内部的经济问题，大家往往并不关心。所以，中国一方面要习惯于别的国家对国内经济政策的关切，甚至是指责，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利用外部的压力，变成推动国内市场化改革和扭转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动力。
应该意识到，国际社会所关切的问题，其实对中国自身而言，也是迫切需要改变的问题。所以，中国势必要善于利用在IMF等国际机构中地位的变化，而给国内的金融体制改革与汇率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更要在市场机制的完善方面，付出革故鼎新的实质努力。
反之，中国在国际社会寻求更重要的位置，也当以服务于自身经济与社会体制完善与强健为根本目的。在国际事务中仍然要带着专注于国内事务的眼光，如此，才不至于迷失自己的方向。而对外界那些指望中国成为新的世界领袖的期待，尤其要格外警惕。这要么是一些非理性的情绪，要么是别有用心的圈套。国内现实改革与转型的难度与压力，远远超过外界的想象。
在G时代，中国唯有专注于国内的改革，需要在公民权利保障、法治社会的建设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才是民众所需要的。而国内问题层出不穷、民生多艰，所谓的国际社会的“领袖”如果不能增进民众的“黄油”与“面包”，实质上亦无多大的实际意义。
链 接
首次G20峰会
会议时间：2008年11月15日
会议地点：美国华盛顿
会议背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爆发
中国的“声音”：
中国希望能推进金融改革，加强调控以确保全球金融稳定；同时，希望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政府宣布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出台扩大内需十项举措，2010年前完成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项目，提振全球救市信心。
中国的影响：
中国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经济尽管略有衰退但仍在增长，并且中国是这次与会国家中，少数的能给其他国家帮助的与会国之一。因此有美国媒体称此次峰会最吃香的国家是中国。
第二次G20峰会
会议时间：2009年4月2日
会议地点：英国伦敦
会议背景：金融危机已扩散至实体经济,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纷纷跌入衰退深渊,世界经济金融形势连连告急。
中国的“声音”：
一是加强对现有金融体系的监管；二是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三是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
中国的影响：
为应对这场全球性的危机，中国一方面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以自信和负责任的态度，积极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通过双边、多边和地区性合作等各种渠道，为世界经济尽快走出困境作出积极的贡献。对于中国而言，伦敦G20峰会并不只是一次讨论金融问题的峰会，而是中国展示大国实力的一个舞台，与会各国领导人及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集体合影时，中国领导人处于照片中央的背后，是在告诉世界，中国已经处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可以说在此次G20金融峰会上，中国成了绝对主角。
第三次G20峰会
会议时间：2009年9月24日
会议地点：美国匹兹堡
会议背景：世界经济终于曙光乍现，显示复苏迹象。
中国的“声音”：
（1）、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世界经济迅速复苏；
（2）、推进国际金融机构结构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代表性；
（3）、促进共同发展,关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
（4）、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全面平衡成果；
（5）、提出中国的新节能减排计划，表明中国将大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森林面积，使用气候友好科技，并在2020年之前达到非石化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左右的目标。
中国的影响：
中国不再像以往一样是重大国际经济会议中的旁观者，身份转变为“游戏规则制定者。这种局面的改变，不仅能使中国更好地保护本国利益，同时也能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更好地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第四次G20峰会
会议时间：2010年6月27日
会议地点：加拿大多伦多
会议背景：危机已有所淡化，但全球经济出现新威胁且复苏并不均衡
中国的“声音”：
（1）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转向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2）加快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3）促进建设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制。
中国的影响：
多伦多峰会召开之际，国际社会对中国这支二十国集团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寄予厚望。虽然此次峰会成果有限，但中国在峰会前后的外交表现却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20研究小组主任科尔滕（John Kirton）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中国这次表现得很好，越来越善于参与二十国集团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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