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人全部退出运营管理 免费午餐尝试进一步社会化治理

作者:文梅 陈柯宇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20-10-30 20:57:19

摘要:邓飞告诉本报记者,免费午餐成立之初,目睹社会各界出钱出力,发起人内部就已达成共识——免费午餐一切力量来源社会,它必须坚持社会化,坚持打开大门,共建共享。为此,免费午餐共创了章程,依照民政部和慈善法管理要求,牢牢建立了决策、执行和监督分开、任期制、差额选举等制度。

发起人全部退出运营管理  免费午餐尝试进一步社会化治理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文梅  见习记者 陈柯宇 北京报道

去“邓飞化”后再去“发起人化”,走过10年历程的“免费午餐”今天正变得“物是人非”,却又充满新的希望和想象力。

10月12日夜间,知名公益人邓飞在其个人公众号上发表《把十岁的免费午餐交给社会》一文,正式对外宣布:所有发起人退出免费午餐基金管委会和监委会的选举,将其运营管理工作全部交还给社会。免费午餐由此开始去“发起人化”。

而在两年之前,免费午餐刚刚走上“去邓飞化”之路。

彼时,邓飞在其微博发表声明,表示不再参与“免费午餐”项目工作,并退出其参与发起的所有公益项目。

2011年4月,邓飞联合500名记者、国内数十家主流媒体,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设专项基金,开启了免费午餐公募计划,通过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迅速引爆社会热情,并影响了后来的国家营养午餐的出台,广获赞赏。

10年后的现在,邓飞宣布发起人全部退出免费午餐的运营管理,把十岁的免费午餐正式交给社会。

近日,邓飞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称,此举不必过度解读,只是“发起人普遍希望,社会各界人士都有机会、都可以广泛参与到免费午餐的治理中,让免费午餐持续保持活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发起人集体退出选举

在《把十周岁的免费午餐交还给社会》一文中, 邓飞说10月12日是免费午餐史上的重要时刻,这一天,免费午餐所有发起人全部退出第四届管委会、监委会选举,将两个最重要机构的9个委员全部交由全国志愿者、捐款人来参选,彻底实现免费午餐的社会化工作。

十年前,邓飞以“天涯社区2010年度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天涯社区的颁奖晚会,他通过他的邻座、一个叫小玉的支教教师那里得知,她所在学校(贵州省黔西县花溪乡沙坝小学)的学生没有午餐。此事给予了邓飞莫大的震惊,免费午餐随后诞生。

十年来,免费午餐一直在为解决贫困地区学童午餐问题而努力,公开资料显示,由2011年启动至2020年9月底,项目已累计筹款近7亿元,帮助1373所学校35万余名孩子获得免费午餐。今年“99公益日”期间,免费午餐3天之内即获得28万人次捐款,其今时的影响力可见一斑。那么免费午餐的发起人为何在这个时间点悄然离席呢?

对此,邓飞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免费午餐曾作出承诺,用十年时间探索免费午餐的自治和社会化,把免费午餐的治理工作交还给社会。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另一方面,作为发起人的记者群体在免费午餐发起、发展过程中贡献巨大,但免费午餐要想更好发展下去,只有继续打开大门,继续开放连接,持续吸引和吸纳其他行业、领域的新鲜能量,免费午餐才能生生不息。

在文中,他用了一句比较文艺的比喻,只有把免费午餐这滴水放进社会大海,它才不会枯竭。

与2018年声明甫一发布即引业内哗然不同,邓飞这次倡导少有议论。对此,邓飞坦然回应:“这本就是免费午餐发起人自己的一个共识和行动,不需要得到外界的公开回应,若是能对其它社会组织的管理带来一些思考就足够了。”

邓飞告诉本报记者,免费午餐成立之初,目睹社会各界出钱出力,发起人内部就已达成共识——免费午餐一切力量来源社会,它必须坚持社会化,坚持打开大门,共建共享。为此,免费午餐共创了章程,依照民政部和慈善法管理要求,牢牢建立了决策、执行和监督分开、任期制、差额选举等制度。

此次发起人退出选举的决定,是由发起人代表和改选小组成员一致讨论通过,并向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报备。“此决议能取得大家的一致同意,得益于多为媒体人的发起人共有的开放、包容心态。”邓飞解释说。

集体退出管委会、监委会选举的多数为媒体人,未来的免费午餐是否还能获得媒体和公众的持续关注值得关切。为此邓飞充满信心,他说免费午餐开始是靠发起人、记者行业朋友的广泛传播取得了一定的先发优势的。“但免费午餐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传播和品牌,但更需要的严严紧紧的花钱,扎扎实实的执行和认认真真的监督。项目只要做得好,人民群众就会信任你,捐款支持你。”邓飞补充说。

探索自治和社会化

这次发起人全部退出管委会、监委会的选举,是免费午餐探索追求自治和社会化的一环。“社会化就是打开大门,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免费午餐的建设”,邓飞表示。

那么免费午餐的社会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又能给社会带来何种价值?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教授表示,让公益基金组织的治理按照制度设计的轨道进行,不受制于个人,不因个人名声、决策的变化而跌宕起伏是必要的举措。

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北京市星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谢海山则认为,从社会层面来说,这一举动确实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和参与到免费午餐的具体运作过程中来,是面向大众的一个窗口。

免费午餐在探索社会化的道路上,也提出了将进一步展开与乡镇的合作,鼓励乡镇发展自己的免费午餐,实现地方自治的愿景。退出选举的发起人群体则将继续在各自熟悉的领域,为免费午餐提供战略支持、促进乡村振兴。

据公开资料显示,免费午餐创立十年来,与地方政府有着密切合作,开创了其独具特色的开餐模式:从最初的“1+1+1”模式,即当地政府、免费午餐和家庭各出一元,到鹤峰模式、云南马关模式、河南平桥2+2模式、洪一乡3+1模式等多种形式涌现,使免费午餐在全国26个省自治区开设了1007家免费午餐(截至2020年8月)。

对于免费午餐“地方自治”的愿景,谢海山评论到:“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公益领域的理想愿景,它对公益项目的组织管理和资源动员能力具备一定的成熟度有要求,只有当这些条件达到一定的成熟度,才能很好地实现。”

在此次第四届免费午餐管委会、监委会换届选举中,只有13位来自社会各界力量的候选人参与了选举,这是免费午餐发起人退出选举后的第一次尝试。那么来自各行各业的社会志愿者、捐款人能否接稳十年免费午餐的这盘棋呢?

对此,《华夏时报》记者联系到了免费午餐负责组织架构搭建和优化等工作的另一位发起人,即来自律师行业的胡益华先生。他表示:“我们应该信任新的伙伴有着更多元的能力来发展免费午餐事业,同时也要完善对新来伙伴的支持、培训工作,让他们更好地服务团队。”

免费午餐在社会化的尝试上越走越远,第一次广开门路的社会选举已然实行,那么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吗?此番尝试能否带领免费午餐走向新的十年?邓飞认为,任何一个创新都会存在风险,免费午餐只要秉持透明、公开和可监督的原则,坚守服务乡村孩子的初心,坚持为孩子们提升福利而努力,就能够及时发现、纠正并有效解决问题。他说:“免费午餐团队一直是一个多中心、分布式的青色组织,绝不会、也不能是一个人或是少数人控制和决定一切事务的组织,这才是免费午餐的真正秘密。”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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