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

中国发展简报执行主任刘忠亮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中受影响最大的往往是那些能够真正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基层公益机构，这些机构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到其帮助的弱势群体。

来自贵州等地的9名全国脱贫攻坚奖残疾人获奖者讲述了他们自强脱贫和助残扶贫的生动故事，分享了获奖感受，并就下一阶段脱贫攻坚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会上，徐永光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如果能做出好的商业模式，带来的社会效益是无穷的。现在中国有电商，有发达的物流系统，有直播带货，可是为什么做不好教育信息化？教育信息化和直播带货使用的是同样的技术，但在实践起来直播带货要复杂得多，却依然做得风生水起，这就是商业化带来的社会效益，所以要相信商业。”

程凯认为，我国已在多年实践中探索总结出了一系列解决“因残致贫”的典型案例，释放出鲜明生动的精准脱贫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民小康社会攻坚战就像吃一个桃子一样，外面的很容易吃掉，到了里面就很硬，这个时候只能是兜底保障。”在10月14日于北京举行的“2020年全国扶贫日系列论坛——残疾人脱贫攻坚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杨立雄进行扶贫案例解读时如是说。

焦若水认为，残疾人的特殊困难和需求往往被普遍化和平均化的要求所掩盖和忽视。针对农村重度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的服务基本属于空白。而由农村残疾人导致的连锁问题，“照看一个、拖累一群、致贫一家”恶性循环日渐突出。

厉才茂认为，从促进特殊困难群体可持续脱贫的视角解决残疾人相对贫困问题，首先要正视因残致贫导致的群体性贫困问题，关键在于破解“残疾人脱贫”不可持续性的难题，重点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不充分问题，缩小残疾人发展状况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

夏更生主任在讲话中表明，在距离打赢脱贫攻坚战还剩不到80天的时间里，必须争分夺秒、快马加鞭，落细攻击点位、下足绣花功夫，全面完成剩余贫困残疾人脱贫任务，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对此，他提出了四点意见。

“在热度降下来之后，那些山区的女孩们依旧过着没有卫生巾的生活，要想解决这件事，还是要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来改变。”中国社会福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秘书长张茹玮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当双脚踏在那片土地上，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山区孩子所要面对的问题也远比卫生巾援助更为复杂。

采访中《华夏时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国家级蒙古族长调民歌非遗传承人共有8位，阿拉坦其其格就是其中之一。对于65岁的阿拉坦其其格来说，眼下最让她揪心的便是蒙古族长调民歌的传承和发展问题。

看着满山的七百弄鸡，韦宏军对记者感慨道：“现在国家的政策可以说是非常好，带动残疾人就业增收，我才能有这样的机会创业。目前光我这边带动的就业就达300多户，其中残疾人是54户。”

通过无障碍改造帮助残疾人养蚕，每批鲜茧产量就可增产65斤以上，韦国平一家使用改造后的设备养殖的蚕总量为1.5张，一年可以出10批，也就是975斤，按照受疫情影响后的价格计算，每斤18元，一年总收入可以达到1.75万元，而往年情况好的话可以达到2.7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