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经济增长原有动力消失后怎么办

作者：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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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9-12-04 20:16:44

摘要：王建：经济增长原有动力消失后怎么办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本文主要论述在当前展开大规模城市化的必要性，以及城市化的基本方向等问题。作者认为，加快城市化，是培育经济新增长动力的唯一选择。

国内经济增长原有动力正在消失

    从现在看直到“十二五”末期，乃至更长时期，如果不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中国将失去高速增长的动力，年均增长率有可能降至7％甚至更低。这样说是由于在国际、国内两方面，以往支持中国高速增长的动力正在发生重大改变。
    从国内看，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这导致了收入高度向小部分人口集中。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中产阶级比重一般在80％左右，但国内有关研究说明，处于中位收入值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仅占15％左右，所以中国没有“中产阶级”。这样就导致了当中国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口购买了汽车与住房后，中国的多数人口不能相继跟进，从而难以形成上世纪80年代以家电进入家庭为代表的“排浪式”消费，也难以形成像发达国家那样，由中产阶级汽车与住房消费所拉动的长达20年左右的持续高增长。
    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更表现在城乡之间。日本和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城乡收入差距最高只有70％左右，中国则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6倍上升到去年的3.31倍。有关研究说明，在导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中，城乡收入差距是大头，要占到60％左右。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直接导致了当中国的总产出水平已经超过人均3000美元的时候，其人口主体的农村人均收入水平还不到700美元，是导致中国总供给大大超过国内总需求的最主要原因。
    从国际看，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中断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拓展过程，从2008年三季度美国经济虽然开始复苏，但是危机并没有过去，因为美国庞大的“有毒资产”还没有得到处理，美国政府只是通过一些临时性安排将这些有毒资产掩盖了起来，并向后推迟了清算期，所以危机还有在今后再度爆发，甚至是更猛烈爆发的可能。这场危机会加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矛盾，乃至引发世界性军事冲突，由此就会中断世界贸易的正常进行。就算不出现这种恶性前景，美国要走出这场危机，政府与居民家庭共同走向收支平衡的过程，也会大大减低美国的进口需求。美国的贸易收缩过程，必然也会导致欧洲对东亚的贸易收缩，由此至少未来中期内，世界贸易不可能再现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景象，而若美国像日本那样，要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才能走出萧条阴影，世界贸易的萎缩期就会更长，因为美国与日本不同，日本只是世界经济的局部，美国才是全局。由于在至少跨越“十二五”的中期内，国际贸易将失去美国这个最主要的需求增长动力，中国的外部需求是低速增长乃至萎缩趋势，由此就会压抑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
    所以，由于在中期内中国的国内消费与投资需求开始低落，国际需求也趋于萎缩，延续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道路就走不下去，甚至有可能爆发严重的过剩危机。

培育新增长动力的唯一选择

    未来创造中国经济的新的高增长动力，既不能寄希望于一些短期的小措施，也不能幻想新全球化在中期内就恢复到以前的磅礴气势，而是要踏踏实实、不畏艰险地解决中国的分配结构问题。
    推动城市化就是在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中国目前的分配矛盾产生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居民之间，另一方面是在城乡之间。导致居民之间分配差距的根源存在于经济体制乃至社会制度，由于历经30年改革，已经形成了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如果进行大规模调整，肯定会遇到极大阻力，特别是涉及到对新财富阶层的利益分配与转移，更可能会引出对党和政府政策的误解，因而导致微观活力的丢失，所以应该谨慎、缓和地进行。但是城乡收入差距这个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主要原因，其成因不在体制而在战略选择，因此只要改变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工业化优先”转向“城市化优先”，就可以显著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与从调整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入手解决分配关系问题比较，从加快城市化步伐角度切入，不仅遇到的阻力小，而且会见效快。
    有些人担心，如果中国展开大规模城市化进程，让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会形成类似东南亚和拉美地区那样的大规模城市贫民居住区，即“贫民窟”，这将极大地破坏中国目前的良好城市形象。这种担心虽有道理却无必要。东南亚和拉美地区大规模贫民窟形成的原因是，在这些地区都普遍缺乏资本，所以城市资本无法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农村发生的豪强兼并土地，又把大量农民驱赶到城市，所以在城市边缘地带聚集了大量贫困人口，形成贫民窟。但是中国不存在资本不足问题，只要中国的农村人口能与城市的庞大剩余资本相结合，就可以产生现实的生产力与消费力。
   　当然，为了降低城市建设成本以加快城市化步伐，像近几年这样高投入地建设城市，搞大量高档豪华建筑群和许多类似“亮起来”的城市美化工程就不成，而是要搞许多低档次的“廉租屋”和低价商品房，这样似乎中国城市的档次与现代化气息会差一些，但是从总体上看却是中国向现代化国家又迈进了一大步的重要标志，因为无论中国的制造业多么强大，科技多么先进，只要中国还没有彻底摆脱“13亿人口、9亿农民”的现状，就永远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

大都市圈是城市化基本方向

    中国的城市化必须以建设大都市圈为方向，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这个国情就是，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平原面积仅占12％，所以人均平原面积与日本这样的国土面积狭窄的国家相差不大。由于城市化只能在平原地区展开，而坡度在8％以下的优质农田90％也集中在中国东、中部平原，因此本着“先吃饭、后建设”的原则，就必须用高度集约的用地方式搞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我在以前的研究中有过一个测算：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大，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大量进口粮食，腾出本国耕地来搞城市化，所以在城市化过程中就必须保留比日本更多的耕地，如此算下来，中国的城市人均占地面积，大约比日本还要低15%-20％，大约是125平米/人，这是按照到2030年中国有15亿人口，其中12亿人在城市测算的。
    大都市圈模式能够最集约地利用土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大城市比中、小城市的单位土地经济产出量与人口容纳量要高出十几甚至几十倍。第二是都市圈模式的核心含义是，之所以被称之为“圈”，就是因为在这个圈内有着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由此独立于其他地区和其他都市圈。由于都市圈内的产业都分布在距离都市圈中心100-120公里的“1小时”交通半径内，就可以大幅度减少交通用地。例如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交通人均占地只有115平米，而美国却高达1500平米。从我国看，2003年以来城市人均占地面积达到210平米，其中交通占地人均约80平米，且交通占地面积的增速是城市面积增速的一倍以上，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中国的城市人口达到8.5亿的时候，就会因为再占地保证不了吃饭而搞不下去了。所以，中国必须采取大都市圈模式，才能将城市化进程推进到底。
    由于都市圈模式可以大量减少交通运输需求，因此也是提高企业乃至一个地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中国直到目前，经济布局还是以全国布局模式为主，大量制造业产品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长距离运输，消耗在流通环节的时间和费用及其所占用的资金就比都市圈模式要高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即将出现的中国城市化高潮中，哪个地方最先采取了都市圈模式，哪个地区的企业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影响力就越高。
    从本质上讲，都市圈模式是市场发展的要求，日本战后搞的四次国土规划，都提出了“反都市圈”政策，但是到70年代初期，仍然形成了三大都市圈，可见市场的力量大过政府。但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由政府用好的规划来推动都市圈建设，都市圈的形成就可以“事半功倍”。对中国来说，由于有城市化严重滞后这个现实，在未来的20年间要新增8亿以上城市人口，而现在只有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初具都市圈雏形，相比中国在未来将会在沿海与内地出现20多个大都市圈，就更需要政府做好城市发展规划，引导中国的城市化有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