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双轨制发明权之争 | 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下）——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

编者按：本文接前文《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上）——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http://www.chinatimes.net.cn/article/87911.html 《华夏时报》 2019-6-28）

文 / 张学军、边勇壮

二、张维迎的内部文章究竟说了什么？

其实，张维迎的这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文章是他硕士论文的主要部分，本来他在莫干山会议后也早在多处摘要发表，并将其中唯一一处提到的“双轨制价格”一词改为“双轨价格”，以示与莫干山会议后流行的双轨制相区别，因此从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开始，张维迎突然声称他第一次系统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思想，并有珍贵的内部原件，但从来秘不示人。2007年，张维迎要徐景安承认他的双轨制创始人地位，徐景安不认可。张维迎说徐景安作为关键的当事人对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了，为了帮助徐景安恢复记忆，张维迎才将扫描件传给了徐景安。

徐景安作为主报告起草人，对文字非常敏感，仔细比较了张维迎的文稿与他会后发表的文章的区别，在双方见面时，徐景安一语点破说:“维迎， 究竟是我的主报告抄你的，还是你抄了我的？”这使他怒不可遏，“在我们一次见面时，他竟然激动地扬言要动手！”（见《香港商报》，同上）不过，尽管徐景安后来认为“张维迎的要害，是贪功己有，学术造假”，还是不妨碍张维迎在这几天刚发表的文章中称，“徐景安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我提出的‘放’的思路是革命性的，他点到了要害！”（见《经济观察报》2019年7月1日）

在张维迎原稿的万字长文中，重点批判调价的问题和缺陷，集中讨论“放”的必要性。35年后的今天，粗看起来，其中讨论保持计划内牌价不动、计划外价格可以放开这几百字的论述部分，与后来推行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是有相像之处。

那么，张维迎的原稿与莫干山会议的成果及中央采纳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基本不同呢？对照一下，至少有三大区别：

第一，是张维迎的“放就是双轨制”，还是莫干山会议的“调放结合”才是真双轨制？

莫干山会议提出的是“放调结合”或徐景安在会议纪要中用的“调放结合”。所谓双轨制是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的动态双轨，而不是建议去搞领导们从来极为敏感的双轨价格。莫干山提出的放调结合，放和调都是手段，同等重要。调既不是张维迎文稿中可有可无的“或”，也不是张维迎说的调与放是市场价格还是计划价格目标模式的“真正分歧”。

如高粱回忆，莫干山会议宏观组讨论价格改革的第一天他曾去听会，一个来自国家计委的参会青年代表表示，价格改革的思路不能越出国家计划经济为主的框架，结果马上引起大家一片嗤笑而说不下去了。可见参会的中青年学者在改革目标模式上并无大的分歧，大家讨论的焦点就是过渡方式，而双轨制本来也是过渡方式而非目标模式。

现在张维迎说“双轨制的核心是放，逐步地放”、“直到放完为止”，这说明他到今天也没明白莫干山提出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本质是什么。那就是在计划经济还占主导的情况下，人们的认识差异和各方阻力都很大的时候，怎样寻求既市场化导向，同时政府可控、各方面都能接受承受的稳妥过渡方式。就是一个放、放完为止的主张，听起来爽快，但即便是今天也很难被政府听进去和简单采纳。

在35年之前，那也自然更会被认为是一种幼稚冒进的主张而被边缘化。张维迎现在强调，“放就是双轨制”，“调放结合不是双轨制”（见《经济观察报》2019年7月1日）。这恰恰反映了张维迎个人与莫干山会议主流意见一直以来的根本分歧。其实，重要的不在于张维迎今天自己怎么定义和把水搅浑，而在于莫干山会议达成的共识和报告上写的不是他所说的放直到放完为止，而是调放结合。中央采纳的更不是他的放和放完为止的所谓双轨制。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批示“很有价值”的是莫干山会议提出的“调放结合”两种思路。国务院领导的批示仍然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

1985年4月12日，国家物价局长成致平上《新闻联播》发布关于价格改革长篇电视讲话，宣布“1985年价格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放调结合，小步前进。就是放活价格与调整价格相结合，走小步子，稳步前进”。至此，莫干山会议提出的放调结合平稳过渡的思路被完全采纳。生产资料放调结合过程中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合法的普遍化，后来才被通俗认为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正式实施。但应当指出，中央采纳的价格改革方针，就是放调结合，本身并没有双轨制的提法。生产资料价格的放调结合改革推出后，消费品物价出现了一定的波动。1985年7月11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表示，“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九个月的实践证明，物价改革是对的。”“如果用五年时间理顺物价关系，就是了不起的事。”

现在张维迎反复强调，没有放就没有双轨制。这一点其实从来无人反对，因为从改革开放伊始国家已经几乎每年都在逐渐放开一些重要产品的流通及价格，“放”本身并没什么首创。真正首创的是莫干山会议提出又被中央采纳的“放调结合”。如果调放结合不是双轨制，那张维迎“放就是双轨制价格”的文章无论写在什么时候，与中国改革有什么关系？张维迎之所以冒这么大险，凭空编造一个“说服了莫干山会议上的大多数人”的谎言，这样做还不是要证明他文章的思想指导了中国价格改革吗？

实际上，无论称调放结合还是放调结合，缺了哪一轨都不成其为双轨。从理论上说，这是因为在计划统配物资占据大多数的时候，放出少量物资的所谓市场价，实际上不可能是真正供求平衡的市场价，而只能是扭曲的边际高价。这个边际价格既难合理，也让当时的经济格局所无法承受。这个价格的作用只是可以为计划价格的调整提供某种动力和参照。只有随着放调结合的不断推进，经过几个调放周期，计划牌价不断上升，市价逐步回落，这时的价格才能向真正供求平衡的市场价归一。这一点已经被当时论述放调结合双轨制道路的文章所阐述。

价格改革的历史发展也正是这样：在1985年之前，国家以调价为主。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国家除了对农产品和工业消费品几乎每年都不断调整价格以外，对工业生产资料价格也在不断调整。从1979年4月调整统配煤炭的价格开始，国家陆续对国内成品油、电价、生铁、焦炭、钢铁产品等分步进行价格调整。但这阶段一方面调的力度受到各种因素掣肘，另一方面放开的步子也比较小。从1985年初中央明确了实施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方针起，放的步伐迅速加快，调的配合则相对落后，结果市场中混乱和腐败现象急剧增加，导致各方面对价格双轨制改革批评压力极大。这也是导致1988年国家领导人又突然决定强行价格闯关的重要原因。但更大规模放开价格的决策催生了普遍的通货膨胀预期，刺激了全国性的抢购潮，最终导致闯关失败、改革受挫、社会情绪逆转。这样1989年后放又处于相对停滞状况。

但正是由于1990年代初国家利用市场疲软，几次大幅度调高了生产资料计划价格，使牌价、市价接近。到1992年小平南巡，价格再放开，就无震动地完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并轨，似乎一下子就解决了过去人们认为风险极高的改革。因此回顾历史、总结起来看，放调结合的改革思路之所以为中央采纳，并能在改革开放早期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成功地完成价格改革，就是因为它符合了国情，既能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又能发挥政府的调节引导和促进作用，这才是莫干山会议放调结合双轨制的精髓，也是中国改革的真正特色，而这恰恰是张维迎至今既不理解也不赞同的。

第二，生产资料价格改革是采取张维迎原稿中主张的“先调后放”，还是莫干山会议主张的“先放后调”？

2019年6月12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主持，北大国发院再次出面召开“双轨制与渐进式改革暨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张维迎这次在自己研讨会上反复强调:“我也不是绝对反对‘调’。事实上，对那些牌市价相差很大的产品，如何解决计划内产品的价格，我的主张就是‘先调后放’。这在原文中写得很清楚（原文第14页）”（见《经济观察报》2019年7月1日）

张维迎的这个话今天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放回到35年前的莫干山会议和当年的特定改革环境中，就正好错了。须知当年价格改革中央要解决的硬骨头和攻坚战，不是张维迎在文稿中谈的消费品与一般工业品，而是生产资料。所谓那些“牌市价相差很大的产品”，恰恰就是生产资料。

故而在莫干山之后，1985年1月国家放开的就是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在1980年代更通行的说法就是叫“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因此，徐景安执笔的主报告开头就直接论述，对解决能源、原材料等短线工业品的价格有两个思路，即“先调后放与先放后调”。田源、华生写的两个附件，也都一致分析，要从牌市价差距大的生产资料价格上寻求突破，所谓“价格改革不宜全面出击，而应加以分解，各个击破”。当前制约经济的关键是工业品出厂价，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人们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已经统一（见莫干山会议纪要，价格改革建议之二）。

由于田源从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带来了中央认为吸取苏联东欧改革的经验教训，因此他判断：当前是中国价格改革黄金时期，而且他介绍的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反复测算的方案也主要在生产资料价格调整的影响方面，因为当时生产资料牌市价格不仅差价极大，往往达到数倍，而且投入产出链长，任何调整都会引起连锁反应，相关利益调整难度大，市场风险高，财政负担重，从而使中央上层难以下决心。

因此由于田源的介绍和引导，宏观组的讨论一下子就高度集中于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如何启动上（可见张维迎贬低田源的作用，他用所谓田源的错误观点来反衬和抬高自己是非常不客观、不公正的。人们须知：正确地提出和研究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一半）。按张维迎文稿与他今天仍然强调的思路，对生产资料这样牌市价差价很大的产品，要“先调后放”。但这样一来，他就和田源先调的主张完全相同，把自己的文章拿出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在莫干山会上田源先调为主的意见一开始就居高临下、占了上风的情况下，张维迎当然就根本不提他有什么文章，更避讳他文章中也主张对差价大的产品价格先调后放的观点。这样不仅压根不提调了，而且大批特批调价，变成彻头彻尾的放派。这才是为什么张维迎当时不在会上当场拿出不绝对排斥调的双轨制文章、让第三种观点的辩论对手闭嘴下台的真正原因。

35年之后，张维迎抹去当年实质是讨论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改革的背景，抹去他当年在会上看到了自己文稿中主张的错误，为避免与调派相同的先调而不提他的文章，现在又利用时间久远，人们已记忆模糊，回过来再援引他文稿中对差价大产品的先调，说他也不排斥调，以便与莫干山会议的放调结合鱼目混珠，这真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诚实态度。

由此可见，张维迎文稿中唯一肯定调的地方是错的，而他在会上对放的论述，虽然对莫干山会议的思路碰撞与辩论有相当贡献，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思路，则根本不被会议所接受。所以，张维迎35年后首次网上公开的文章扫描件，不是证明了他价格改革思路早于莫干山会议或其提出内容高于莫干山会议解决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集体智慧，而是显露出了他早期认识的混乱和误区。

第三，中央选择的“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是张维迎文稿中的主张，还是莫干山会议的建议？

张维迎在他文章的研讨会上说，“我的贡献在两点：第一，明确把市场价格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把自发产生的双轨制价格从理论上提升为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他说：“这实际上就是‘哈耶克说的演化主义之路’。”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会见外宾时就明确提出了中国可以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当然就包括市场价格。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学界讨论市场价格和政府放开部分计划外产品搞市场价格，就都有许多讨论。如早在1981年6月何建章、张卓元就在《财贸经济》杂志上发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与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一文，提出“在价格管理上实行统一价格、浮动价格和自由议价”。

至于中国双轨制价格的产生，并不是什么自发秩序的演化，而是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的政策结果。中国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更非张维迎所说的“自发产生”，而是国家的发展与改革政策的产物。不仅中国的农副产品从来不同程度地被允许在农村集市贸易市场上自由定价交易。工业品则从1970年代乡镇企业（最初叫社队企业）的兴起也普遍出现计划外市场价格（张维迎说乡镇企业的发展得益于1980年代后期实行的双轨制，是时空和因果颠倒）。

此外，国务院于1979年7月下发《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其中首次允许国有企业对自己生产的部分产品享有自销权。这开创了工业品流通的双轨制的局面。国家批准的计划外的生产资料按市场价格放开销售则不晚于1981年。那一年经过国家多部门研究论证、中央领导拍板后，国务院就批准石油部在完成1亿吨产量包干政策外，超产部分可放开按国际市场油价在国内销售，开创了真正的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先河。

1983年，国家进一步允许部分石油产品“以出顶进”，放开部分成品油定价，允许以与国际接轨的市场价在国内销售。1984年5月，在国务院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相关决定中，又允许工业企业超计划的产品统统可以加价20%销售。所以，在1984年之前的好几年中，相关政府机关物价部门和政府附属的研究机构，对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外产品的价格如何改和放，各种改和放的办法可能引起的问题，已有很多研究、讨论。

这其中就包括长期担任物价部门领导工作的马凯研究过的双渠价格等。如果也像张维迎这样以内部参考资料来证明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发明权，那么把这些关于放开超产价格的改革措施的相关讨论论证和内部文件拿出来，可以申请发明权的各种内部资料就多了。这也是为什么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的秘书孔丹说: “不要片面夸大青年学者作用，这其实是国家上下各方面多年的努力，是改革走到这一步的大势所趋。”

张维迎提出的以“放”来推行价格改革的思路，在会前未引起什么关注，在莫干山会上又不被大家认同。会议大多数人形成共识的是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双轨制推进，具体体现在生产资料价格改革问题上，就是先放后调、以放促调，这样循环往复通过五六年时间和几个调放周期，最终完成价格改革的思路。这种把放和调结合起来自觉地作为价格改革的主要道路，确实是莫干山会议的首创，充分体现了莫干山会议通过精心筹备设计，有引导地组织中青年学人聚焦讨论、辩论、集思广益的集体智慧结晶。正是这个放调结合、双轨推进价格改革的思路，为中央领导的思考决策提供了启发，坚定了决心，即中国的价格改革可以不走国际上公认的一揽子闯关的高风险道路，而可以走一个有自己实践初步验证、风险可控和政府能够调节操作的渐进过渡道路。

因此，令人不解的是，张维迎几十年后拿出的这篇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写成的内部文章，在绝大部分当事人还健在，自己也曾认同经济学界数百人民主投票结果、当众领完奖近十年之后，突然出来大张旗鼓地高调翻案，杜撰一个自己的思想主导了莫干山会议、进而变为中央决策的历史，甚至在35年后用一个内部参考资料来偷换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内涵，贬低那个时代包括莫干山会议的集体贡献，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其实既无作用也极不明智，令人匪夷所思。

三、价格双轨制如何发展为中国整体改革的双轨渐进道路

放调结合的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按会议纪要“价格改革建议之二”的分析， “预计通过五六年时间（物价总水平上升30%-40%）可以同时平稳地完成价格的调整和改革”。结果由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波动调整，从1985年到1993年前后花了8年时间大体完成。 应当说这对于40年改革开放的整体历程来说，也只是其中一个章节。

张维迎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即便在授予价格双轨制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中，他的名字按大家民主投票的结果排到了后面，本来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他后来继续沿着这个思路将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推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转型，并进而深入去研究在如所有制、土地制度、金融市场等一些主要领域如何继续推进双轨制改革，就可以取得更多的成果。

1980年代末张维迎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如能把中国双轨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进一步学术化，在国际领先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介绍中国的双轨制，特别是1990年代初回国后再利用他长期在北京大学这个学术殿堂的独特优势条件，将双轨制转型变迁理论化、模型化、系统化，那么他今天成为蜚声国际的中国双轨制大家，也是顺理成章。甚至因此引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注，也并非绝无可能。

这就如产权理论的最初几篇开拓性的重要文章，都是格罗斯曼打头、哈特在后完成的。但后来格罗斯曼离开学术界后，哈特在这方面继续研究推进，形成了更为完整的产权理论体系，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只授予了哈特。因此，所谓诺贝尔奖只授予原创者的说法，并不全面准确。

然而，张维迎的选择恰恰相反。本来莫干山会议上中青年人的建议被中央采纳，成为中国改革的实践，而且按张维迎的说法是他的思想主导了这一切。那么经过莫干山会议这场大辩论，张维迎当然应当更加意气风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他的双轨制思想，再发表一大批更成熟的论著，这样他也就用不着在很多年后拼命在他早期的一篇存在明显矛盾和缺陷的不成熟文稿上无限拔高放大。

实际情况却是，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没有接受他放的思路之后，就把他自己今天这么高估看重的价格双轨制抛到一边，在这个题目上从此再无新研究和新文章。对价格双轨制在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市场混乱和腐败问题，张维迎像局外人一样，既不回答解释，也不提供解决办法和建议。面对后来一段时间社会上潮水般的批评责难，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面对别人被围攻，自己躲得像没事人一样。对双轨渐进的改革如何从价格领域推向整体改革，更是毫无兴趣。

而且从1990年代开始，还沿着“放”、“放完为止”的单轨化思维越走越远。应当说，作为一种学术信仰和观点，人们可以尊重张维迎教授自己的选择。但是说张维迎这几十年来一脉相承的、在西方国家都不可行的极端“放”派思想就是中国改革走过的道路，这就太不真实了。

应当指出，坚持改革开放和诚实学习的态度，同时立足于国情，努力探索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学者们，才是真正为数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的主体。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推进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

如莫干山会议的成果并不是仅仅由于后来被国务院采纳而出名的价格双轨制，而是包括农村改革发展、对外开放、股份制改革探索，乃至金融市场如何建立发展等多方面的重要成果，也包括一大批各方面人才。莫干山会议刚结束， 1985年初，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的三位研究生郭树清、刘吉瑞、邱树芳受到莫干山会议成功的鼓舞、激励，还联名上书国务院总理，提出“全面改革亟须总体规划”的建议。国务院领导随后做了“制定改革总体规划有益无害”的批示。

1986年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成立，形成了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等为代表的团队，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价格、税收、财政等方面政策联动的总体实施方案。他们的持续研究和整体改革思路对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推进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一年发生的另一件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有影响的大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在1985年9月2日至7日联合举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史称“巴山轮”会议。《经济研究》杂志在同年第12期发表了刘国光、张卓元主持，戴园晨等初稿执笔的文章《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评述》。

文章中指出，尽管包括与会的国际专家依据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经验，比较推崇“一揽子”改革方式，但“经过几年的讨论和实践，从中国地广人众、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发展又极不平衡等基本国情出发，大家达到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这就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走‘渐进式’加‘小配套’的道路，即整个改革的进程是渐进的、分阶段的，而每个阶段的改革则要在相互联系的方面配套进行”。“在改革采取逐步推进方式的情况下，双重体制在一个时期内并存的局面不可避免”。“如何正确对待双重体制，在运用双重体制减轻改革前进中的震荡时，避免和减轻双重体制的弊端，是摆在中国经济学界面前的重大课题”。可见，当时中国的顶尖经济学家们已经不是简单地全盘照收国际上权威专家们的意见，其对中国改革的基本规律和长期性复杂性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

1985年的另外一个重要报告，涉及到被张维迎从莫干山会议上一笔抹去而不存在的华生等人。莫干山会议结束后不久，华生、何家成又与张学军、罗小朋、边勇壮合作了一份《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的报告（后分两期发表在《经济研究》上）。报告指出，尽管中国走上的双轨制渐进道路，受到国内外很多人所谓“人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河”的批评质疑，但是这条道路符合国情，“对于一个实现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绝对必要”。 “双轨制的普遍意义不限于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 “价格放开不等于市场形成”。政府对市场组织包括启动“金融改革和外汇市场的双轨制改革肯定也是大势所趋”。今后“国家的指导意图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它与大企业、大企业集团的协调来实现。由此推知，双轨制的消亡不仅有赖于价格体系的合理化，而且有赖于能够完全取代国家调拨系统的市场联系（包括大企业、企业集团之内的稳定通道和期货市场的形成）”。 “双轨制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不会在自由竞争的一般均衡中找到归宿。而多半可能在非均衡的稳定系统中实现”。 “双轨制提供了这种形式，这就是它的历史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双轨制是我国找到的风险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转换形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创造”。应当说，这个报告对中国走上双轨制过渡独特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提供了初步的理论说明。

果然，这份报告1985年经国家体改部门内部刊登后，引起了国务院领导们的高度关注。1986年4月，华生在火车专列会议上向国务院领导们与随行部长们做了两次汇报。第一次汇报重点在整体改革如何全面双轨推进上。第二次汇报经济运行体制转换必须重新构造微观基础，除“推动多种所有制成份的混合发展，实现所有制的多元化”以外，需要对国有经济大力改革，否则国有经济内部缺乏活力，则化公为私难阻， “必然造成收入悬殊和人心动荡”，最后使改革陷入困境。国有经济改革不是全盘私有化，而是“围绕着资产这个核心，重新构造微观经济活动的细胞——企业”。

报告建议撤销政府分行业管企业的各部、委、办、局，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和各级国资管理部门， “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率是资产管理系统唯一的准则”。资管部门应竞聘企业家和经理人， “在经济活动领域的人事任免制度上进行一场不动声色的革命”。文中的许多具体设计，今天看起来不免粗陋幼稚，许多至今也没做到，但它确实为后来国资系统的创立和国有经济的改革绘制了一张没有先例的蓝图。

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了中国。中国的经济学家队伍也出现了分化，其中相当大的一个部分向实际经济部门特别是金融机构转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出现，从事理论、政策和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们在学术上乃至社会政治取向上的分野也日益明显。就如本文作者与华生、罗小朋合作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文章中所说，随着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发展落差的缩小，中国越来越被视为别人的竞争对手，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国际空间会受到挤压。中国今后面临着从以双轨推进的经济改革引领整体改革，转向以双轨制推进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引领整体改革的后两个阶段。这是“中国人下一个30年面临的真正挑战”。

但是应当说，尽管挑战越来越多元化了，经济学家们在国家经济政策乃至更多领域的研究中，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和有广泛的影响。特别令人高兴的是，越来越多的从西方接受训练的新生代经济学人学成归国，大大加速了中国经济学家队伍的结构和知识更新。大批学有所成的归国学子，陆续担任了各主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经济研究机构的领导职务。其中，如钱颖一和田国强等人在著名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院长，长期从事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工作，大力招聘海外经济学人才，引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教学规范以及人才培养机制，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带来了新气象，缩短了我国经济学研究与国际一流水平的差距。

但是尽管如此，以我们在国内外受到的经济学训练和了解来看，我们觉得，包括中国的双轨制在内的各种理论与政策应用，以及一些已经可以在西方顶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其理论化视野和学术化的水平，还有待增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应当说，离国际前沿还是有相当距离。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真正繁荣，还需要长期艰苦扎实的努力。当然，中国经济学研究并不需要以获得国际上的什么奖为目的。中国经济40年的腾飞已经令世界瞩目与震惊，只要能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只要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做出自己的探索和贡献，中国人也不必妄自菲薄。中国的古话说， “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相信经过中国经济学界的集体努力，中国经济学家能够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一天，应当不会很远。

最后应当指出，本文对张维迎教授对双轨制发明权的争夺及莫干山会议上所起作用的批评澄清，并不是要否定他的全部观点和研究贡献。前面指出，张维迎教授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也有自己的重要贡献。这些年来张维迎教授的许多入木三分的观点评论和执着的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理念，无论别人是否都能同意，也有着自己独立的社会价值和理当得到保护的说话权利。古今中外都确有若干名人，其启发他人的言论和智慧，也与他们自己在实际生活当中的行为相去甚远。这种情况当然难免令人惋惜遗憾。我们衷心的希望，张维迎教授能从这个他自己无端制造的虚妄之举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今后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转型，继续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作者简介

张学军：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1980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研究室主任，国务院经济调节办公室处长，为1985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报告的作者之一。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应当走全面双轨制转型道路，并提出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建议创设全国的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推动了1988年我国第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成立。

边勇壮：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1980年代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价格研究室副主任、物资经济研究室主任，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报告的作者之一。

见习编辑：李茜楠 主编：公培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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