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2019年会：区域政策要围绕稳增长发力建功

商灏

2019年，区域政策如何围绕稳增长等要求进一步创新完善发力建功？3月31日在京举行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2019年会上，该论坛40余位荣誉成员和正式成员以及140余位各级政府和发展改革委的代表出席会议，并畅谈思想，各抒高见。

区域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几大难题 城乡融合最关键

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在致辞时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年，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各个方面一致认为，今年中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他表示，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消费增收减缓、有效投资增长乏力，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中央要求，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他还提到，区域政策是国家的重要调控政策，在这些年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本次年会特意以“2019区域政策与稳增长”为题进行研讨。

针对当前区域分化加剧的格局，范恒山认为，要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区域间及其内部的分化；二是地区发展潜能的分化；三是城乡发展的分化；四是地区居民收入的分化。他并提出了四项对策建议：第一，要以分类指导为指向，创造性地实施科学的区域政策。第二，要注重区域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联动组合。一方面，其他政策应该更加重视区域差距和分化状况，强化针对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区域政策要发挥其他政策的载体作用，在区域政策的框架下组合运用其他政策。第三，抓区域发展要着眼于抓城乡的融合，这最关键。第四，强化对欠发达地区新动能新经济的培育方面的政策支持，以防止各个地区发展潜能之间差距的扩大。

中国区域经济最早曾经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 晋江模式，并在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中不断发展完善，实现了转型升级。

后来有江苏模式、浙江模式、广东模式等等，还有所谓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京津冀经济圈、长江经济带，更早还有环渤海经济圈的概念，也有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说法，现在最新最著名的是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经济概念。

而推动区域融合协同发展思路，5年前已在京津冀地区开始探索实践。

中央政府致力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发展新机制，试图让规模效应对区域发展的带动力更为明显，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提质升级的重要动力。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代名词。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沪苏浙三省市交界区域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打造进一步扩大对内开放的载体，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新标杆、一体化体制机制的试验田、引领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引擎。

粤港澳大湾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等定位，都聚焦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定位，描绘了生活高质量前景，两者共同指向未来发展，有望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突破口，也凸显新时代广东的重大平台作用，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

从京津冀到长三角再到粤港澳，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蓝图闪耀，意味着改革开放再出发，意味着中国经济提质升级迈开大步伐。

会议主办方介绍说，“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于2017年2月26日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发起成立，成立2年多来，始终坚持深化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建议，推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

本次年会分为嘉宾致辞、主题发言、自由发言等环节。分别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洪银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河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张大卫主持。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长陈宗兴的书面致辞，从区域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体可以概括以下三点。

一是转型发展中的空间布局优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二是人口资源环境的统筹发展问题。三是乡村振兴与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

他说，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仍很突出。进一步提升对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认识，对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形成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空间发展模式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陈宗兴认为，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意义在于，强调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地域性和差异性，因地制宜地维护地区的主体生态功能，对大江大河源头生态脆弱地区应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如对青藏高原、祁连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鼓岭山区、大别山区、太行山区、大小兴安岭等地区均应加强保护，力求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

“与此同时，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规范性转移支付使这些地区的居民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投入有效的生态保护成本。应以主体生态功能战略为引领，编制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空间规划是实现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也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重要措施。在空间规划中，要合理确定建设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要划定城市建设红线、基本农田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只有红线确定，规划才能落地，空间规划的约束作用和引领作用才能够充分展现出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应当进行有机衔接，要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实现生态改善和脱贫双赢。”

陈宗兴说，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已进入冲刺阶段，一些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减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要推进生态补偿扶贫，国土绿化扶贫、生态产业扶贫、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完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让保护生态的贫困乡、贫困村、贫困户更多受益。要结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对生态核心区内的居民实施生态搬迁，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产业，探索生态脱贫新路子，让贫困人员从生态建设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

我们在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尊重农民意愿，避免千村一面，盲目造成和房地产化的倾向。这里必须指出，对于涉及改变生态环境的跨区域大型的地质工程项目，削山填谷和填海造地项目，水利设施建设项目森林草原建设项目等，应当充分尊重自然环境、时空分异规律，应当充分调查研究论证，应当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宁迟勿早、宁缓勿急、宁严勿宽的态度，经得起历史和生态环境变化的检验。

陈宗兴还强调了陆海统筹问题：我国海岸线很长，海域面积很大，但对海洋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还不充分。海洋研究，尤其海洋科技研究还不深入，也不全面。长期以来，我们重视陆域开发，轻视海洋的保护与开发。未来我们要更加重视陆海统筹，实行更加严格的顶层设计和空间规划。只有这样，我国的海洋权益、海洋保护、海洋产业、海洋事业、海洋科技才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也是区域经济工作者应当关心的重要内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礼群强调，从全局上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还要深入研究和解决好三方面问题：

一是用更大的力度推动老少边穷地区，特别是特殊困难地区加速发展，把这方面切实放在优先的位置，努力补齐国家发展中的这块短板，这是十九大报中明确提出的。二是进一步强化资源枯竭地区产业转型和新动能培育，使他们加快发展，重振发展雄风。三是推动对标各地优先水平，进一步提高发达地区的经济素质和竞争力，使这些地区继续成为国家质量发展的引擎和强大动力。

国民经济重大调整与转型要有加减乘除 尊重科学与市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原理事长陆大道认为，国家发展进入大转型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了许多个大的台阶，但现阶段出现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一些地区经济衰退、债务负担重、持续增长严重乏力，许许多多问题的决策进退两难。国民经济已经到了不转型不能发展的地步。

他说，国民经济重大调整与转型需要有新的理念，加减乘除都要。加法：新兴产业的发展，创新基地的构建；减法：能源重化工，相应的基本建设队伍，以及许许多多的政府管理等机构的规模；乘法：效率提高，高效率人才；除法：合理布局，区域协调。这些理念也是考虑十四五发展规划的的思想武装。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高速与较高速增长与良好环境仍然不可兼得。在我们这个幅员大国，在工业化的初中期，如果谋求高速经济增长，必然走能源重化工为主体的路：由于这阶段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工艺未普遍应用，必然普遍污染。如要真正大力治理，必然是中低速度增长。这既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尊重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的要求。如何实施？政策保障又会带来那些相关的问题？

他强调，不搞大开发，要下决心将“开发”变为“发展”，要高度重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要将环境治理逐渐扩大范围，要开始按照较高标准治理，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东北中部、川渝、江汉等地区。生态建设重点在于大格局的塑造与保护，同时也要重视重点区域的综合保护，乡村环境的良好，城市的整治与符合当地气候特点的“美化”。逐步将空间扩张变为空间质变，塑造高效空间与美丽中国。

他表示，现在的苗头值得关注：大撤大建，撤掉原有小的居民点，建大的新居民点、农村居民广场、人造水面、亭台楼阁、博物馆。势地改借改沟造地，大面积地改变原有地形，工程过大，并可能引发新的自然问题。他认为，对乡村振兴与美丽中国的内涵认知与标准，不能效法西方。生态城市与乡村美化，应尊重中国自然结构大地带性规律：不能搞“高大上”，高速度。杜绝铺张浪费，要贯穿于美丽中国、乡村振兴、国家发展与区域发展、生态城市与乡村整治、能源结构与环境要求，海洋开发与保护等等方面与过程。

他还提到，城镇化、新区新城及都市的规划，辉煌成就，代价很大。现在决策机制过程也需要考患，建议国家高层的综合与部门的规划，是原则性的，不搞高指标、高标准，不搞巨大的宏伟计划，不以（依靠）此来鼓舞大众。中层减少规划工作与相应的机构设置。愈加重视国营与民营大企业与公司的规划，自主对技术发展、市场趋势、危机应对等作研究与判断，对风险自己承担。中央政府与国家科技、国区信息、涉外等机构给予咨询指导。（镇与乡）发挥对自己乡村振兴的规划与精细化管理作用，发挥自组织作用。

他说，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在重大问题与决策中提倡自然科学、社会经济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科学之间的结合。建立社会经济学家、工程技术专家与自然科学家的合作平台。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认为，现在城市群、都市圈热得不得了，我们国家什么事情一热，那就是大规划开路，然后大建设跟上，最后就是很难收拾，就造成了刚才陆院士所说的，后面的一塌糊涂的事情就出来了。

仇保兴对城市群、都市圈规划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城市群、都市圈是“生成”的，而不是“构成”的。也就是说，那么多的城市群、都市圈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已经到了城镇化的中后期，不可能再凭空构造出哪几个城市群、都市圈来。城市的规划要尊重“生成”，城市是逐步“生成”的，所以要面对包容众多不确定性。到了区域层面，也是不确定性质占多数，从建筑到区域经济，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我们的规划包容性必须越来越大。二是，城市群规划要在尊重“生成”的基础上补“短板”，许多城市群在全面40年的大张旗鼓大规划大建设这个过程中间，留了非常多的遗憾。三是，在尊重“生成”的现状上接“长板”。无论是长三角、珠三角、大湾区，这些地区的长板是什么？是完整的庞大的产业链，是举世无双的企业集群，它们不是来自规划“构成”，而是自下而上，由企业家自主进行的竞争与合作，通过40年“生成”积累逐步积累而成的。

关注区域分化、南北差距加剧 战略理论要革新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就“区域分化与转移支付”问题阐述观点，他说，现在的区域分化呈现出新的特点，那就是南北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北部的增速在下降，经济规模在全国的占比也在下降，而南部在相应地上升。我们知道区域之间的分化它的含义实际上就是区域效率的分化，而转移支付体现的是区域的公平。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转移到了各个地方，将这些资源进行配置的，其目标是在追求区域之间的公平。一方面效率在分化，而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公平政策，也就是转移支付的力度在不断地加大。

四川师范大学校党委书记丁任重谈到，从现实来看，强省会战略的推出有着现实的基础，实施强省会战略有利于通过省会城市的发展来带动全省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加省会城市的经济体量，有利于推动当地城镇化的发展，但是在强省会战略推进的过程中间也有一些弊端出现。围绕如何完善强省会战略的推进，丁任重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强省会战略的推进应当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二是，强省会战略实施更多采用政府和市场相结合方式，合理稳定的推进。三是，强省会战略实施应当及时补足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短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善同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当前的区域发展，她指出，区域政策与国际环境、国家战略、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些机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发展，特别是区域协调发展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最近这些年，实际上从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国家的战略和宏观的结构有很多新的变化。她强调，在区域转型方面，第一，不只是要关注那些高新技术的发展，其实各个产业都有升级的空间；第二，还要进一步地关注和挖掘投资和国民储蓄的潜力，要进一步地鼓励有效率和高质量的投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提出，传统的区域经济的理论在新的格局下应该跟得上形势，应该创新理论，应该用新的思维方式考虑我们区域新的布局。第一，我们全球进入了空前激烈的大国竞争与博弈。大国竞争与博弈，未来要比拼的就是哪个国家的经济有韧性，有活力，有发展空间，有回旋余地。第二，由于我们基础设施的超常发展和下一代信息技术的革命，会使我们的区域空间布局、时空布局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第三，我们要用大国全球思维创新区域发展的理论。区域发展理论目前来看还是滞后于我们整个国家区域的大布局，也滞后于我们未来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

陈文玲认为，区域发展理论目前来看还是滞后于整个国家区域的大布局，也滞后于未来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要推进新的区域发展战略，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布局是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也是经济发展新的增长引擎，因此要优化国土开发布局，不仅包括黄色国土，还包括蓝色国土，也包括从黄色国土、蓝色国土所延伸进行的跨国的经济合作。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李罗立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说，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成功，最重要的问题是要突破现行的行政体制，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个好的合作机制，应该建立“中国——东盟”，或者是“10+3”这样一种合作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合作机制，不能用好的合作机制来突破现行体制的束缚，突破现行行政区划的束缚，下一步深入推进将很艰难。

他认为，真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靠发展民营经济。政府应该定规划、出政策，创造一种环境，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其余的事情交给市场来做，交给企业来做，不能靠行政手段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李罗力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刚刚开始，只是一个序幕，还停留在一个口号上，真正要做的事还很多，还有失败的可能。粤港澳大湾区想要媲美全球三大湾区，路还很长。

责任编辑：秦岭 主编：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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