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于杰：中美贸易摩擦在历史上有参照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冯樱子 北京报道

12月21日，以“金融业2019年：突破与回归”为主题的“华夏机构投资者年会暨第十二届金蝉奖颁奖盛典”在北京举办，本次年会由华夏时报、水皮杂谈、新浪财经大V频道、投教中国共同主办，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时运变迁》、《管理美元》和《通胀螺旋》译者，投资人于杰从历史角度，介绍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的逻辑。

于杰介绍，“二战”后的世界经济体系，起步于1944年战争行将结束时的布雷顿森林。时年7月，在当地召开的国际会议，讨论成立了两个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确立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框架，明确了美元和黄金之间的固定对价，即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

对日抗战期间，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发行。1944年，抗日战争结束，法币一飞冲天，因为当时国内非常乱，香港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乱的也是最活跃的黄金市场。1948年之后，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逐渐发生转变。

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要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并不确切。一则是，当时的美元地位不需要通过协议的形式来确定；再则，任何货币的国际地位都不可能通过协议确定；任何协议也确定不了任何货币的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战后全世界（后来的西方世界）期望美国带领他们走出战争废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货币机制，都还是纸上约定。原因很简单，美国忙于援助、西欧和日本忙于在美国的支持下重建、发展，积累美元最重要。相对于黄金，美元资产还有利息，而美元等同于黄金。因此美元在当时比黄金更受欢迎，西德、日本等国家没有兑换要求。

自此，西欧、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并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问题来了，要不要把这些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时，没有人意识到，美国会出现没有黄金可兑换的问题，当时担心的是“美元荒”。这是一个理论研究上的缺憾和不足。

黄金——美元本位制，是基于“二战”以前的经验作出的安排。金本位在大危机期间的紧缩效应（要维持金本位，美联储在1931年提高了利率而不是宽松；同时，居民又将纸币兑换成黄金。结果是，美国物价在1931-1932年下跌近10%；1930-193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萎缩近三分之一，失业剧增），让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心有余悸。

因此，退回到金本位，只是法国或者说是其时任总统戴高乐的独角戏。在1967年法国选择退出黄金总库时，大国中并没有积极响应者，而不是各种版本故事中的集体行动，否则，美元与黄金脱钩时间就会提前到1967年下半年。西德和日本，借助美国主导的西方再全球化便利，成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大国，一方面对美国有感恩之念；另一方面，两国政府非常清楚，美元面临的压力，是包括它们在内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脱离美国、美元探讨货币体系，没有任何意义。

认识到前述的第二个方面，也就不难理解，因为其内在缺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是在忐忑中迈出这一步，他们甚至尝试再度回到同黄金有关的机制，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表明，脱钩是正确且明智的选择。

下一个阶段是1992年，中国开始和美国发生贸易关系。1979年中美建交，1980年中美签署双边贸易协定，规定互相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每年6月3日之前续约一次的做法。在此过程中，有时还会附加条件。

1980年代，世界很乱，发生美国恶性通胀、拉美债务危机等，但美国一加息世界其他国家都会倒霉，这个说法也值得商榷。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期间，是西方经济体寻找全球新货币机制、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的纠正过程，两个过程互相交织。说是纠正过程，因为日元、西德马克、英镑和法国法郎此前对美元的汇率，是在“二战”结束前后确定的。二十多年之后，国际环境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汇率的调整在所难免。这同时是大国间的相互协作和妥协，通过美国同后者之间的系列谈判完成。谈判过程曲折，但结果尚如人意。

这些协作的巅峰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日本在广场会议上主动提出日元对美元升值，且幅度超过美国预期。至于逼迫和阴谋一说，只是增加了故事性。根据当时日本首相和财经高官的计划，这更像是美日两国之间的“合谋”。

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根本原因是参与了全球化。到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搭上全球化的列车时，浮动汇率制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已历经了二十多年的检验。除了因贸易顺差过大造成美国不满而招致后者要求人民币升值压力之外，将人民币盯住美元、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使得中国没有参与国际货币事务的紧迫感。

责任编辑：孟俊莲 主编：冉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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