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制度主义的丰收

作者：顾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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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9-10-16 19:07:58

摘要：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制度主义的丰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

　今年的诺贝尔奖还真有些雷人。奥巴马获奖就不提了，连经济学奖也爆出冷门。西方媒体预测的热门人选纷纷落马，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姆森获奖。
　　尽管不是大热门，但威廉姆森是经济学大师，为中国经济学界所熟悉。他发扬光大了其师罗纳德·科斯（又译“高斯”）的思想，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并且开山立派，创立了“交易成本经济学”。老实说，如果没有这位弟子，科斯很难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伟大思想很有可能尘封于故纸更长时间。
　　可是，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奥斯特罗姆何许人也？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中国经济学家来说是陌生的。倒不是他们孤陋寡闻，因为奥斯特罗姆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位政治学家和公共管理学家。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得政治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印第安那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兼任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长，曾经在1996-1997年度当选过全美政治科学学会主席，这是美国政治科学界的最高荣誉称号。奥斯特罗姆获得的奖项和荣誉称号无数，但大多数是在政治科学领域，与经济学有关者似乎只有一个，即2008年获得全美农业经济学会的加尔布雷斯奖（Galbraith Award）。
　　大家都知道，印第安那大学并非名校，但是由于有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及其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一位著名的行政学家和政治学家，该大学的政治学系闻名遐迩。有趣的是，国内的报纸在介绍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把她丈夫的著作也列在了她的名下。好在是两口子，不必计较。老两口已经访问中国多次了，在中国政治学界和公共管理学界可谓人人皆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还为自己取了一个好听好记的中文名字：欧玲。

公共资源的控制与使用
　　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政治学家大多是研究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全球化等大问题的。那么，欧玲究竟研究些什么大问题呢？说出来又要雷人了。其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洛杉矶地下水流域管理。后来，她致力于研究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灌溉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她还关注一些看起来小而又小的问题，例如瑞士某高山草场和森林的集体所有制、日本某些村庄的公用土地、西班牙某地地下水的分配使用、菲律宾某灌溉体系的公共管理、土耳其两个渔场的捕鱼权分配等等。
　　研究这样的事情能获得诺贝尔奖？对于这类事情，水管局或者农业局的干部们难道不比一位大学教授更加了解得实际的情况？的确如此。
　　欧玲关注并加以研究的这些小问题，均涉及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重大的问题，即公共资源的控制与使用。这个问题可谓无时无刻不困扰着我们中国人。小到邻里们可以为楼道拐弯处的空地究竟归谁使用而大动干戈，中到乡村的集体土地谁有权以何种价格卖给地方政府或开发商，大到我们国家所有全民所有的东西究竟谁来维护、谁来使用、谁能从中受益。这样的大国这么大的事情，欧玲焉能不对中国发生兴趣？
　　众所周知，公共资源的最大麻烦就在于公共所有。属于所有人的资源就是不属于任何人的资源。于是，很多人都想从中大捞一把。人人如此，那么公共资源很快就会变得稀缺了，于是人们又为争夺稀缺的资源而打破脑袋。为了解决这一所谓的“公地悲剧”，一般的思路有二：其一是中国人最熟悉的，那就是干脆弄一个政府，全管住；其二是私有化，将公共资源的产权弄清楚，然后分掉。可是，这两条路有时都走不通。政府总不能对楼道里的事情也来管吧，而流动的水又如何产权清晰化呢？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
　　正是在解答这个问题上，欧玲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她基于自己的博士论文和其他案例研究，同时参考了众多二手文献，在1990年出版了其成名作，《公共事务治理之道》（Governing the Commons）。这本书在2000年获得全美政治科学学会公共政策组阿隆·维达夫斯基终身贡献奖，又在2006年获得该学会政治经济组威廉·里克尔最佳图书奖。在这本书中，欧玲对解决“公地悲剧”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即在政府与市场之外自我组织起来的社区，亦即公民自治。将公民自治视为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选择，在当今的世界已经非常时髦了，而且“自我组织的社区”也有一个全新的时尚标签，这就是“公民社会”。君不见，完全是舶来品的公民社会居然在中国大地也发芽生根了。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一大批志愿性的民间组织与当地的社区合作，以自主的方式投入到抗震救灾之中。

“新制度主义”开山立派
　　但是，聪明的读者一定会纳闷，公民社会难道是灵丹妙药？为什么有的社区能把公共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另外一些社区内的公共地却乱七八糟？对此，欧玲会怎么解释呢？的确，公共资源的确是个大问题；对此问题，欧玲也提出了一个日后人称为“公民社会”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如果哪位学者能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也就足以在学术江湖中开山立派了。但是，要达到一代宗师的学术高度，仅有这两条还是不够的。欧玲必须为其公民社会的大思路提供一个理论解释，这就是“新制度主义”。在《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之中，欧玲运用案例研究的方式，对社区治理背后的制度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给出公民社会组织成功的八大制度要素，罗列如下：
    1. 公共资源使用权的边界必须清晰（同私人财产产权清晰的道理一样）；
    2. 使用权的规则符合当地的情形（因地制宜）；
    3. 集体参与、集体决策（不能一个人或者小圈子说了算，否则众人或许服气一时，但不可能世世代代服气）；
    4. 监督的规则明确（打球也好组织赛事也好，先把规则整明白）；
    5. 分级制裁原则（有裁判员，还要有裁判员的裁判员）；
    6. 冲突解决机制（总要有一个上诉机制和仲裁者）；
    7. 组织的自主权得到政府的认可甚至法律的保障（挡住来自上边的“瞎指挥”）；
    8. 分层治理的制度化（如果一个组织壮大了，其内部结构自然会复杂化，组织的分层化难以避免，而不同层级的制度建设对于整个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至关重要）。
　　其实，这岂止是公民社会组织的制度宝典。所有组织要取得成功，都必须依照这一宝典逐一加以修炼。尽管欧玲研究的是公民社会组织，而公民社会组织都是非营利性组织，但是营利性组织（也就是公司）的治理原则也大同小异。威廉姆森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两人共同获奖之后，有不少中国经济学者感到诧异，认为两者的学术研究没有多大关系。这种认识凸显了中国学术界的封建主义式固步自封：经济学家往往不大关注政治学家的研究成果，而政治学家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也导致研究水平低下。在国际学术界，情形则大不一样。给欧玲著作写书评的人固然不计其数，但却有众多经济学家，包括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
　　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一个组织没有修炼好上述的一两项基本功，那么其下盘一定不稳，行走江湖恐怕会麻烦多多。倘若更多的基本功没有修炼好，而只是偏重其中的一两项，那早晚就会走火入魔，最终走向崩溃。欧玲在《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一书中，精心描绘了一些社区组织治理公共资源失败的案例，对上述八项内功修炼的重要性一一加以解说。

锻造工具比制造产品更重要
　　其实，欧玲研究的问题、提出的思路、给出的分析框架，并不新鲜，也不高深。无论从日常生活中，还是从武侠小说里，聪明的人都能悟出欧玲所说的一番道理。但是，并非所有有见解的人都能成为学者，也并非所有有贡献的学者都能成为学术大师，更不是所有学术大师都能获得学术大奖。
　　欧玲之所以有资格获得各类学术大奖，甚至有些出人意外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在于她研究了“公地悲剧”这个大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本身的厘清以及“公地悲剧”这个词的发明，要归功于生态学家嘉瑞特·哈丁（Garrett Hardin），而所有中国经济学家都知道的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对此问题进行了精妙的研究。这两项成果都是在1965年问世的，可惜两位学者已经去世了，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
　　欧玲的伟大贡献，在于提出了一整套从制度角度分析公共政策的理论框架。她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教导别人如何行事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一种分析工具。如果你掌握了它，你就可以分析任何事情。欧玲的伟大贡献，在于锻造了“新制度主义”的工具，促使政治科学中兴起了所谓“新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主义”不仅关注静态的制度本身，而且更加关注人们的行为如何受到制度（即游戏规则）的制约。有了新制度主义这个工具，几乎可以研究任何问题，包括涉及到各种公共事务和公共组织的制度问题。我本人就是基于这一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的新医改；当然，我对新制度主义功夫的修炼，自己评估，只到二层的境界，距离十层还差得远。
　　现在，在国际学术界，新制度主义已经成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人类学共同的方法论，只不过在经济学中，它的名字叫“新制度经济学”。因此，欧玲与威廉姆森共同获奖，标志着新制度主义的收获季节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