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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双边主义能走多远?

作者:邵宇 陈达飞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8-10-8 16:04:48

摘要:推动这种全球化浪潮的力量,是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政治、经济与货币的多边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正在接受挑战,而且,这个挑战并不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才有的。

美国的双边主义能走多远?

邵宇 陈达飞

1997年,年仅36岁的戴安娜王妃因车祸不幸遇难。关于车祸的延伸描述,有这么一段话:一位英国公主和一位埃及男友,在法国隧道里撞车了,他们坐着一辆配有荷兰发动机的德国轿车,司机是比利时人,他喝苏格兰威士忌喝多了,后面跟着开着日本摩托车的意大利籍偷拍记者,一位美国医生使用巴西的药品为他们治疗。加拿大人使用比尔·盖茨的技术把这个消息传给了我们,而你很可能是在自己的电脑上读到这个消息的。你的电脑使用的是中国台湾的芯片、韩国的显示器,由孟加拉的工人在新加坡的工厂组装,由印度的卡车司机运输……

这段话用来描述全球化再形象不过了,它体现了人和物两个维度的全球化,这背后还有隐性的信息和资本的全球化,以及观念的全球化。而推动这种全球化浪潮的力量,是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政治、经济与货币的多边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正在接受挑战,而且,这个挑战并不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才有的。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挑战者与缔造者一样,都是美国,其方式是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继续推动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回合谈判;另一方面,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优惠贸易协定,包括区域性的或双边的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等。

美国是优惠贸易协定的始作俑者

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就任美国总统时,美国经济面临滞胀压力,国会保护主义情绪膨胀,迫使原本是自由市场派的里根总统也不得不采取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比较典型的就是对日本的“贸易战”,以及美、日、英、法和德国共同签署的《广场协议》,联合干预美元,压低汇率。同时,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日本和德国还(被迫)实施了一系列的扩张性政策,1982年,为加强全球协作,美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欲发起新一轮的多变回合谈判,但欧盟拒绝了美国的提议,多边谈判受阻,别无选择,美国只能走双边谈判的道路,开启了与加拿大的自由贸易谈判,并于1989年签署协定。1992年,墨西哥加入,三国共同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区域的或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流行病”一般在全球蔓延。

截止2012年底,在WTO备案的区域贸易安排共有354个,仅2011-2012年就增加了27个,全部为双边贸易协定。美国、欧盟、韩国、墨西哥的自由贸易伙伴国分别为20个、56个、48个和44个。至今,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经有1200多个自由贸易区。其中,15个发达国家设立了425个,占35.4%,数量最多的是美国;67个发展中国家设立了775个,占比65.6%。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大多要求将内部关税壁垒降为零。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巴格沃蒂教授将世界上不断增加的优惠贸易协定的现象比喻成“意大利面碗现象”,用以描述其盘根交错、星罗棋布的复杂状态。这种结构并不是全球化深化的结果,反而是阻碍全球化的“绊脚石”。

优惠贸易协定导致贸易转移

优惠(或特惠)的另一面是“歧视”,自由贸易区实质上并不自由。与常识相反,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1950)认为,自由贸易区并不是自由贸易。成员国内部施行0关税的同时,对非成员国却实施了非0关税。所以他提出,特惠贸易协定有时会恶化成员国的福利,也不利于全球效率的提升。

优惠贸易协定会导致贸易转移,即,将与A国的贸易转移到与B国,虽然降低了关税负担,但有可能放弃了从成本更低的国家进口,这种特惠贸易协定可能会恶化成员国的福利。如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规定“自由贸易区内的国家货物可以互相流通并减免关税,而贸易区以外的国家则仍然维持原关税及壁垒”。如果美国降低贸易壁垒,从墨西哥进口了更多的低成本的产品,这显然是一种“贸易创造”,也是一种福利改善;但如果美国从中国可以进口到更为物美价廉的商品,很显然,对美国而言就不是“帕累托最优”的选择;相反,还可能导致墨西哥从美国进口价格较高的商品,而不能从中国进口同质但价格更低的商品,这显然对墨西哥是不利的。贸易的福利效应,一定要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理解。比如,设立北美自由贸易区,是能够增加美、加、墨三国贸易量;但同时,它也减少了各自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量。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特惠贸易协定数量激增所带来的交易网络的复杂化问题。

这一点,可以从单个企业的经营案例中得到说明。在一次日内瓦的优惠贸易协定上,爱立信董事会主席泰斯库(Treschow M.)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意大利面碗现象”给他的企业带来的困境。中国香港的实业家、现利丰集团荣誉主席冯国经先生谈到:“双边主义会扰乱货物流动,设置壁垒,引起摩擦,减少灵活性并推高价格,在构建供应链时,还必须顾及所有原产地规定和双边协定,妨碍企业在全球范围优化其生产活动……双边协定破坏了价值,如果得不到控制,可能会阻碍全球化体系的发展。”由此可见,双边的或者是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又是一个直觉与现实的悖论。

“美国优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两种不同的方案

新一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个率真的老实人,在推动双边贸易谈判时,他丢掉了政治家的伪善,不再声称某个协议对对方也是有利的,而是将“美国优先”告知天下人。这不失为一个好的谈判技巧,等于已经出好了价格,这是谈判的前提,谁也别想单方面在美国这儿捞好处,既然是谈生意,一定要公平、对等和互惠;否则,这笔买卖也没有做的必要。

美国正在重构全球贸易新规则。特朗普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退出TPP和TTIP,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威胁退出WTO。时至今日,经过多轮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已经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和加拿大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墨西哥在协议执行之前仍可加入;美国与欧盟在推动WTO改革上也取得了诸多共识,欧盟在最新的“Concept paper”中列出了一系列WTO改革的方案,主要集中于争端解决机制和上诉机构,另外对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如强制性技术转让、隐形贸易壁垒和差别待遇问题,都做了与时俱进的调整,基本反映的是美国的诉求。除此之外,美国还与韩国签订了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可以看到,特朗普团队在重塑贸易规则上成果颇丰,这都是政治上的加分项。

但在经济学圈,对特朗普的评价却相对负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克鲁格曼,他是信仰自由贸易的巴格沃蒂教授的学生。虽然他相对“中庸”,但对特朗普的双边保护主义方案仍是大力批评,认为特朗普会输掉这场贸易战。另外,欧洲央行也警告特朗普,认为美国可能是贸易战的最大输家,GDP增速可能会降低2个百分点,而中国受到的影响却很微弱。为什么经济学家的叙述与白宫泾渭分明?因为一个是政治家的思维,另一个是经济学家的思维。还有人说,特朗普的诉求是公平,但经济学家的诉求是效率。那么,美国当前经济的复苏是本届政府的功绩,还是金融危机之后的“均值回复”?如果按照前面的论述,特朗普的双边主义必然会带来效率的下降。那么,“美国优先”方案还能维持多久?

双边主义是反全球主义的,与之相反,中国推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明显是一种全球主义的方案。那么,双边主义与全球主义是什么关系?二者是否一定就是互斥的呢?毕竟,全球主义也只是一种范围更广的双边主义。特朗普及其助理纳瓦罗从来就不承认自己是保护主义者,特朗普总是以退出WTO、G7、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作为威胁,来迫使伙伴国做出实质性让步,并称其终极目标是真正的自由贸易。那么,通过特惠,或者双边贸易协定,是否能够推动全面自由贸易?巴格沃蒂教授对此持悲观态度,他在《今日自由贸易》一书中引用了日本财务省副大臣2001年在达沃斯论坛上的一段话:日本最后被迫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以追求贸易自由化,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真的很担心……世界范围内的双边贸易协定是大小形状各不同的石头,很难想象如何将它们用来建立多边自由贸易。

优惠贸易协议本质上是贸易保护主义。历史上,发端于贸易保护,并升级到军事冲突的案例不胜枚举,如西方国家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的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纳粹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比如中英鸦片战争等。所以,实现自由贸易的“特朗普方案”会使全球的贸易网络越来越复杂,而且还增加了政治风险。(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秦岭 主编:公培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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