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加速度：超车香港冲进全国三甲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刘诗萌 北京报道

深圳南部距离罗湖口岸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在荔枝公园东南口矗立着一幅高十余米、宽三十余米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深圳经济特区主要决策者邓小平的巨型画像。这幅画像历经4次完善，当前的版本绘制于2004年，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标语下面是深圳在25年“特区”生涯中建起的标志性建筑，如国贸大厦、地王大厦、市民中心等作为人像的背景。

尽管新的地标没有在画幅上再行更新，深圳的发展却仍以日新月异的速度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眼球。

2018年1月17日，深圳市长陈如桂在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称深圳2017年GDP总量预计超过2.2万亿元，同比增长约8.8%，高于新加坡3.5%增长后达到的2.1万亿，还有望继上海、北京后成为内地第三个国民生产总值超过香港的城市。

遥想特区成立之初，深圳的GDP只有不到3亿元，而隔深圳河一衣带水的香港位列“亚洲四小龙”之首，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GDP约为467亿人民币。改革开放40年后，历经从小渔村到代工厂，再到“中国硅谷”的两轮转型，从前的“小弟”深圳以惊人的速度对“大哥”实现了赶超。在这背后，为令人惊艳的“深圳速度”提供动力的，是以产业园区为支撑，实行“小政府大企业”管理的深圳模式。

“像汽车一样，引擎越足，后劲越大”，深圳市产业园区发展促进会秘书长、深圳市阿凡达园区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文华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评价深圳特区的发展。

工业起步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诞生于深圳蛇口工业区，几经翻修依然竖立于此的标语，反映了1980年前后，作为中国首个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实干兴城的热潮，而从前封闭的中国由此开始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也随之迎来了产业全球化导致的制造业位移的东风。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承接了欧美国家的制造业转移，实现了战后经济再度复兴；此后又将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它们通过产业园区的发展，迎接了全世界制造业的集结；80年代中后期，亚洲四小龙把制造业环节搬到以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以上海、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流域，深圳也因此一举成为重要的制造基地，建成三千多个园区，其最初目的就是完成相关的产业承接。

曹文华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到千禧年前，深圳发展经历了由国家主导再到集体经济发展的转变。以特区为界限，80年代是关内的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四区发展快，在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下，吸收外资后迅速盖起工厂和大楼，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而由于深圳60%以上的土地和产业园区属于村集体，90年代关外的宝安和龙岗两区的集体经济发展很快，主要是“三来一补”，即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采取外商与国内企业合作，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组装，我国为其提供优惠的补偿贸易这一办法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例如深圳宝安区的骏达电机厂、汇利五金厂等企业，过去30年间都曾是员工上万的大厂。而台湾的精密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康，也于1988年在深圳设厂。

这一阶段，深圳的GDP已经开始井喷式增长，到1989年突破百亿，达到116亿元，1996年破千亿，到2000年已经创造了2187亿产值。深圳的“特区模式”也从1984年开始获得国家推广，包括上海、天津、大连、青岛在内的全国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纷纷对外开放，形成了沿海的黄金发展地带。

民企萌芽

随着越来越多城市的开放，“普惠不惠”的魔咒也离深圳渐行渐近。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此前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讲述过一段故事，2003年浦东新区新建时，国际资本市场开始向上海靠拢，深圳处于市场下调的预期。2002年网络上流行的一篇文章《深圳，是谁把你抛弃》，就反映了当时深圳人悲观、焦虑的情绪。而他却认为深圳因为失去了政策红利而一蹶不振，最主要的根据就是当地已经形成了民营高科技产业集群。

深圳民营企业的萌芽期，还要追溯到90年代初。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此后，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部分的论断，也激励起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据媒体统计，1999年开始，深圳出现了一股民营企业注册登记热潮，最高峰时每天诞生200多户。到2001年底，全市共有民营企业 54888 家，总注册资金816亿元。如腾讯、比亚迪、中兴等，都是当时在深圳成立的高科技企业，华为则成立更早。

此外，一直担任“世界工厂”的角色，也为深圳培养了良好的全供应链制造能力，尤其是在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制造上。再加上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和淘汰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三来一补”产业，整个深圳形成了一定程度上自主创新和加工贸易转型的氛围。如深圳华强北的“山寨手机”产业，就在此时应运而生。

“21世纪之后，由村集体向村民的民营企业转变，是深圳产业园区发展的第三个过程。”曹文华指出。他认为，深圳是国内为数不多的GDP增长和财政收入不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首先，深圳本来就很小，靠土地财政没有这么大发展空间；其次，它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产业基础一直在珠三角乃至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实体经济发达，产业园区规模宏大，所以税收、就业各个方面经济指标都很健康；最后，因为它是特区，以前是出口外贸型的产业为主，有利于创新经济发展。

创新驱动

“创新”说来容易，内里却有着不小难度。仅靠制造业而没有捕捉需求设计和研发的能力，就如同苍蝇没了头，只能四处乱撞。尤其高科技产业的高速更新换代，对于处于技术劣势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更为不利。比如华强北的山寨产业，在智能手机占领市场后，逐渐难以立足，唯有通过出口外销获利。

另外，和大部分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地区一样，靠“三来一补”起家的深圳经济发展速度虽快，土地和资源瓶颈的压力却越来越凸显。因此，2010年10月，深圳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关注点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转移到质量、效益、结构和可持续性上。

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事实上，在“质量型发展”这个路子上，深圳可谓走在全国之先。

2012年以来，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近1倍，去年超过900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13%。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增长150%左右，上市公司总市值达到10.4万亿元，超越上海成为全国第二，其5G技术、3D显示、特种计算机、无人机等多项科研领域的技术都从模仿式再创新提升至自主拥有核心技术，深圳也成了当之无愧的“中国硅谷”。

而深圳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2017年深圳的二三产比例为41.5∶58.4，2016年的该比例为39.5∶60.5。相关人士指出，其第二产业提升主要靠先进制造业大项目，包括空客中国创新中心等优质项目落地。

责任编辑：李明徽；主编：陈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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