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精英担当意见领袖有什么后果？社会文化迈向“塔西佗陷阱”

戴有山

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揭示了著名的政治学定律“塔西佗陷阱”，这一定律的核心，是指当公权力使用不当存在公信力危机时，无论权力的执行者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普遍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学术界普遍认为“塔西佗陷阱”是纯政治学范畴，其实这一定律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在社会学、文化领域等，都存在“塔西佗陷阱”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一但从社会和文化领域向政治领域蔓延，对政权的稳固将会产生更加严峻影响。中国的发展，面临的最大最深的陷阱恰恰是一个又一个“文化陷阱”，要完成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一个重要的治理方向就是要谨防文化误区，跨越文化“塔西佗陷阱”。

“文化陷阱”的起源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分析，“文化陷阱”起源于从商文化到周文化的过度。商文化的核心敬畏，上到天子的行军作战，下到普通百姓的婚嫁丧娶，都有祭祀问祖，对祖先有一种强烈的敬畏感；而周文化的核心是礼治，淡化了敬畏，人格是其外在礼教的约束，个人内在约束在减弱，这种外在力量使人性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而堕落。而这种文化长期影响着古代中国，客观诱致了集权体制的形成，进一步加速了文化的外化和堕落化，最终形成了一个长期的“文化陷阱”。

从地缘学的逻辑分析，“文化陷阱”起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和宗教改革的进行，西方文化逐渐定型。随后经过科学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西方文化日趋成熟完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西方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大规模进入我国境内，对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了重大影响，逐渐成为我国文化多元化态势中的重要文化类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现代传媒、文化思潮和文化产品向社会主义国家推广其社会思想和价值理念，企图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其文化霸权。

从人才成长的逻辑分析，就是按照典范性的前辈文人生态，作为衡量当代文人的标尺。以伪造的形象作为典范，使当代文化落入陷阱。这种标尺是什么样的呢?可以简单归纳为两袖清风，紊衣简餐，皓首穷经，无意钱财，不沾世务，不交官场，具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勇敢地担当着意见领袖。现实生活中，基本上当代文人没有人符合这个标准，大多数是普通人，都不太勇敢，也缺少政治见解，更多的是随大流、不害人。对待遇比较敏感，与同行关系欠佳。在学问上，比较认真，但能够系统治学的时间不多，提出独立见解的空间不大，整体上缺少建树，却也断断续续写了不少书。这种状态，与人们一再营造的“文人风范”距离太远了。但是，媒体似乎总喜欢拿着谁也没有做到过的标准比较当代文人。这一比较，似乎当代文人没有一人具有真正的文化价值，这个一个巨大的文化陷阱。

伪精英的文化陷阱

从社会阶层的逻辑分析，伪精英担当意见领袖的文化陷阱，这种伪精英把十分珍贵的文化资源，耗费在无效、无聊和无从验证的黑洞里，损害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伪精英是以行业专家的身份，为资本的目的和行为寻找理论论据的人。实际上，伪精英已经蜕变成资本利益的代言人。他们的特点有点像律师，或者幕僚。伪精英不讲科学性，先有资本的自私目的，后有伪精英为资本目的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和理论支持。甚至试图影响舆论媒体，个别媒体甚至已经成为资本的喉舌。他们主要在两个领域出现，一是政府决策领域，二是科学研究领域。他们一般口若悬河，或正好相反，故作深沉；他们显得比较忙碌，总在各种重要的场所出入；他们看来比较体面，身上穿的，手中拿的，多是某一级领导（比如处级、厅级）视为时尚的物件；他们一般有正常名片装不下的荣誉和头衔；他们通常表现出一种优越和傲慢。如果我们有机会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些人，又会发现，他们虽非草包，但绝对是个混混。

以上的特征，不仅符合政府决策领域的伪精英，同样符合科学研究领域的伪精英。在政府决策领域，他们会影响领导的判断和决策，损害国家利益；在研究领域，他们会浪费有限的资源，带坏研究风气。伪精英对社会危害极大，因为伪精英只讲资本效益，不讲社会效益，国家效益。这些年伪精英随处可见，而且越来越离谱，使公众失去了判断力和鉴别力，跟随着他们的意见盲从盲信，最终结果，使普通人对真精英也产业了质疑和厌烦，最后把厌烦和害怕转嫁给了文化，给中国挖下了一个巨大的“文化陷阱”。

受着内外“文化陷阱”的夹击，使中国制度文明建设难上加难。好制度、坏制度，在不讲诚信和不讲规矩面前，最终都是失效制度。“文化陷阱”也让中国人文精神建设难上加难。不管你是为社会做好事，还是为个人牟私利，一些人总认为你在牟私利。

中国需要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内在的强大力量走出“文化陷阱”，这是一个浩大而长远的工程。这一任务的核心内容是要大力培育公权力的诚信意识、理性意识和敬畏意识，从而带动全民的诚信意识、理性意识和敬畏意识。使公权力的行驶更加规范、公平、公正、公开。如不及时根治文化陷阱的蔓延，使文化陷阱成为“塔西佗陷阱”，无论政府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老百姓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用文化发展引导政府公信力建设，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利于树立政权权威，预防和跨越国家治理中的“塔西佗陷阱”。（作者为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教师、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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