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兴债多米诺波及金融圈 “萝卜章”寓言

吴丽华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此时，这句话简直是为广发银行量身定做。从2016年12月到2017年12月，银监会开给广发银行的7.2亿史上最大罚单，终于让绵延一年的侨兴债事件接近尾声。

12月29日，银监会再发公告，对侨兴债事件中涉及到的包括邮储银行、恒丰银行、兴业银行等在内的1313家出资机构进行行政处罚，罚款13.41亿元，同时，对这些机构的45名责任人作出行政处罚，取消6人高管任职资格，禁止3人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对36名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警告和经济处罚。

近年来，金融行业的创新层出不穷。在企业急切需要融资扩张，用杠杆撬动地球时，他们和金融机构往往一拍即合，于是层层嵌套、抽屉协议、通道交易应运而生。

侨兴债违约案是体现此类风险的最佳标本之一。发债主体资金链紧张，地方交易所通过拆细、提供流动性等方式为有融资困难的企业发行私募债，出于合规考虑需引入保险机构提供履约的信用保证，对债务进行兜底。一连串的金融机构构成了环环相扣的链条，看似层层履约担保似乎分散了风险，一旦风险来临，层层保险都变成了虚的。

此时，企业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其自身的问题，而是绑架了其融资链条上的各类金融机构甚至更多主体。

事起“假保函”

要理清侨兴债的脉络，还要回到3年前。

2014年12月10日，侨兴集团旗下侨兴电讯和侨兴电信在广东金融高新区股权交易中心（下称“粤股交”）分别备案发行了两笔私募债券各5亿元，本息合计11.46亿元，各分为7期，期限为两年。

随后，该侨兴债由粤股交推荐到招财宝平台销售，购买了该产品的投资者，可以通过招财宝的“变现”功能处置该产品。于是，私募债被分拆和打包成个人贷产品，销售给其他投资者。

2016年底，侨兴债到期需要兑付本息，但是发展主体“电话大王”已经今非昔比，无力还本付息。

于是，招财宝上发行的两笔合计11.46亿元的私募债券，还本付息义务落到了履约保证保险的浙商财险头上，浙商财险则拿着当初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出具的履约保函要求承担责任。

此时，看上去手续完备的层层保险出现了乱子。

原来，侨兴债通过粤股交在招财宝挂牌发行时，需要保险公司提供履约保证保险，于是引入了浙商财险，由其为侨兴债承保了绝对免赔率为零的履约保证保险。浙商财险为降低自身风险，则引入了侨兴集团董事长吴瑞林为侨兴债的还本付息提供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则为其出具了两份无限连带责任的履约保函，为吴瑞林向浙商财险的担保提供履约保证。也就是说，侨兴债到期，发债的两家公司无力还本付息时，由浙商财险先行垫付，付给投资者本息，随后向为他提供履约担保责任的发债公司老板吴瑞林和广发银行追偿。

层层增信的侨兴债赔付问题，因假保函陷入僵局。

2016年12月 20日，招财宝发布公告称，侨兴债第1-2期到期未能兑付，涉及本息3.12亿元。此时需要承担兑付责任的浙商财险拿着保函找到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却被告知保函是假的。浙商财险则为说明保函真实性连发多个公告并就保函真假问题向杭州市公安机关报案。12月26日，广发银行总行发布声明，侨兴债相关担保文件、公章、私章均系伪造，属于不法分子假冒惠州分行名义出具虚假银行保函，涉嫌金融诈骗，称已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吴瑞林和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涉案人员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

在各方斡旋下，浙商财险于2016年12月和2017年1月先后预赔付了投资者11.46亿元的侨兴债本息。银监会则启动了重大案件查处工作机制，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成立风险处置部际协调小组，多次召开部际联席会议，对广发银行和涉事各方进行调查。

监管亮剑

2017年12月8日，监管终于亮剑。当日银监会通报了对“侨兴私募债”涉事方之一广发银行的行政处罚结果，对广发银行总行、惠州分行及其他分支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罚没合计7.2亿元。

银监会在通报中表示，“这是一起银行内部员工与外部不法分子相互勾结、跨机构跨行业跨市场的重大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牵涉机构众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坏，为近几年罕见。”

史上最大罚单之外，银监会还对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原行长、2名副行长和2名原纪委书记分别给予取消5年高管任职资格、警告和经济处罚，对6名涉案员工禁止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对广发银行总行负有管理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也依法处罚；同时，银监会责成广发银行总行按照党规党纪、政纪和内部规章，对总行相关高管及责任人员严肃处理。

通报同时表示，下一步，银监会将依法加大监管力度，不断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工作，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重罚之外，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管理混乱，存在巨额不良资产及经营损失的事实也被公之于众。

银监会处罚通告显示，侨兴债事件发生后，十多家金融机构拿着兜底保函等协议，先后向广发银行询问并主张债权。由此暴露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员工与侨兴集团人员内外勾结、私刻公章、违规担保案件，涉案金额约120亿元，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约100亿元，主要用于掩盖该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和经营损失。

至此，监管层针对“侨兴私募债”涉事金融机构的处罚还没有结束。

2017年12月22日，银监会官网密集挂出了一批由地方银监局开具的处罚。内容显示，中国银监会在依法查处“广发银行违规担保案”时发现，该案还涉及一些“通道”机构和出资机构。目前，银监会已依法对其中的“通道”机构罚款合计515万元，并对7名高级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对于涉案的出资机构，正在查处中。

具体到此次的涉案“通道”机构，据调查，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等机构，违规接受广发银行兜底保函等协议，尽调与核保流于形式，牵线搭桥作“通道”，协助完成相关交易，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最终酿成案件。

同一天，银监会对外发布《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分别对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的行为予以规范，对存在风险隐患的银信通道业务作出新约束。

时隔半个月之后，在侨兴债违约案中充当“通道”角色的机构受罚，无疑是监管部门对于不合规银信合作敲响的一记警钟。

借新还旧难再续

监管亮剑，对违法违规金融机构处以重罚，并出来新的监管规定，旨在堵住违法违规行为漏洞。而回到侨兴债的起点，则可以发现广发银行最初的问题出在，惠州分行把巨额资金借给了没有还款能力的侨兴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造成大额呆坏账。为了收回贷款，则促生了随后多个金融机构之间的层层合作。

2016年12月25日，浙商财险公布的一份侨兴集团向浙商财险提供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显示，该笔私募债共募集资金10亿元，其中，用于置换或补充各商业银行2014年前后的强制退出贷款约7亿元；用于集团下属制造企业升级设备等项目约2亿元；剩余1亿元用于补充下属制造企业流动资金。

可见，偿还银行贷款成为该笔私募债的最主要用途。这与侨兴债发行说明书公布的资金投向并不相符，发行说明书称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侨兴电讯、侨兴电信“基于第四代通讯技术的通讯终端制造和应用”的4G项目。

此后，多家媒体报道侨兴集团偿还银行贷款的7亿元主要流向了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而且，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开立履约保函，需向侨兴集团收取20%的保证金。对此，外界纷纷将原因指向广发银行收贷。一名与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打过交道的金融机构人士分析称，惠州分行此前向侨兴集团发放的贷款，不良率较高，当初愿意出具保函，动机或是为了促成后者私募债顺利发行、借新还旧，以此收回自家贷款，弥补不良窟窿。

广发银行着急收回贷款的背后，则是侨兴集团日渐恶化的财务状况。侨兴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1992年，是惠州当地的一家民营企业，主要从事通信终端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创始人吴瑞林曾获得“2006年度全球华人富豪500强”等称号。不过，侨兴集团近年的业务延伸到酒店、矿产还有房地产等行业，业务线扩张很快，“故事比较多”。

2011年，侨兴电信净利润达10亿余元，但其后4年均降至2亿元以下。侨兴集团旗下侨兴环球、侨兴移动两家公司，先后于1999年、2007年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但其后深陷信披违规、财务造假等诸多丑闻，2012年双双退市摘牌。

盈利能力急剧下降和巨额债务并存之下，借新还旧成为其维持运转的唯一选择。

此时，与其长期存在业务联系，涉及金额超过120亿元的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因着急收回贷款做出的所谓“内外勾结、私刻公章、违规担保”则变得似乎顺理成章。

企业的高杠杆困局

侨兴债违约牵扯出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借新还旧无以为继、资金链断裂，引发银行不良贷款增加，负债率走高，出现经营损失并非孤例。

近两年来，大型甚至巨无霸型企业违约事件时有发生，而每一家出现债务违约问题的企业背后无一例外地会牵扯出一连串的银行，及动辄几亿、上百亿甚至更高的银行贷款出现逾期甚至成为呆坏账。

经济下行周期内，一起起债务违约背后则是银行巨额债务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正在若隐若现。

以一天内跌掉接近90%的港股上市公司辉山乳业为例，其债务规模就达到近200亿元。债权人包括国开行、工行、农行、中行、交行在内的23家金融机构。已经连续违约的大连机床则有超过60亿元的逾期债务，对金融机构的欠息已经达到数亿元规模。而且其资金链已经极度紧张，甚至在公告中明确表示所欠债务妥善解决的可能性不大。

2017年企业债务违约的重灾区山东，银行的经营情况则已经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截至2017年9月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806.4亿元，比年初增加409.3亿元；不良贷款率2.57%，比年初上升0.43个百分点，而且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7年春天，山东邹平市四大知名民营企业魏桥铝电、魏桥纺织、西王集团、齐星集团集体爆发信用风险事件。

一家家大型企业接连出现违约，成百上千亿的大规模债务牵涉其中，其中蕴含的金融风险不禁让人不寒而栗。最初的原因，则是企业急速扩张过程大举借债造成的高杠杆，随着其盈利能力的下降，企业利润和现金流难以覆盖其高杠杆举债造成的巨额债务。

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已经达到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此时，企业的高杠杆困局也就不仅仅是其自身的困局，而是绑架了其融资链条上的各类金融机构。

“近年来，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侵蚀银行业资本金结构和风险抵御能力。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件明显增加，债券发行量有所下降。信用风险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甚至海外对我国金融体系健康性的信心。”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其署名文章中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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