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救市不是政治钟摆现象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商 灏

　　  分析1928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及世界政治种种变化趋势与特征可以发现，美国7000亿救市不是一个政治钟摆现象，而体制或宪政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充分必要的逻辑关系。面对经济动荡，任何应对都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都有政治风险，政府或政治人物应当敢于为所作出的经济决策承担政治责任，但政治又应当与经济保持适当距离。

  　　在中国学界对美国7000亿救市行动的热议中，有一种声音引人瞩目，那就是，中国应将反金融危机提高到宪政的高度。毫无疑问，金融危机是个经济问题，宪政是个政治问题。中国经济健康平稳发展与国家政治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如何得出“中国应将反金融危机提高到宪政的高度”这个结论？清晰地回答这两个问题，也许有助于看清美国救市行动的政治实质，以及中国宏观调控的政府作用。
　　  为此，本报最近特别访问了美国著名的当代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白思鼎（Thomas P.Bernstein）在中国的一位弟子，去年底刚回国在北京大学国家管理学院任教的张健先生。张健首先分析了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及世界政治种种变化趋势与特征，从而认为，美国7000亿救市不是一个政治钟摆现象，而体制或宪政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充分必要的逻辑关系。张健还认为，面对经济动荡，任何应对都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都有政治风险。政府或政治人物应当敢于为所作出的经济决策承担政治责任。但政治又应当与经济保持适当距离。

一、美国救市蕴涵怎样的政治意味？

　　  虽然近来一些国际政治环境的细小变化被金融话题所掩盖，但历史的经验证明，“经济之后，政治总会接踵而来”。对中国人来说，也许最困惑的问题是，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杀伤力有多大？这场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央行10月10日表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会造成中国外部需求减弱，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经济带来一些影响。但央行认为中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应对这场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
    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直接影响和冲击依然十分有限。从媒体公布的有关资料和金融上市公司的有关年报可以看出，工行、建行、招行和其他不少银行购买了美国的“两房”和雷曼公司的债券，但其总额加在一起不过几百亿美元。即使涉及次贷的资产发生了问题，由于这些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比较高，核销这些坏账应该没有多大问题。此外，由于中国的金融系统还没有与世界接轨，货币还没实现可自由兑换，次贷危机还难以通过汇率机制传递到中国大陆。  
    从国际政治的层面来看，金融危机既是政治的结果，也影响政治发展。金融海啸源于美国，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未能及时监管美国大行的严重金融问题，这是否反映了其政治体制的不足？   
    次贷危机已然成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正朝恶化中演化。作为一个让美国政府不得不全力应对的历史性事件，它将对美国本身至整个世界产生诸多重大后果。对于这一点，恐怕不会有太多疑问。问题是目前的观察和判断大都局限在经济领域。诸多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固然重要，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否存在于政治领域？次贷危机是否破坏了存在已久的美国政治生态，让华尔街和华盛顿的互动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政治意识形态上说，罗斯福主义是否将重新替代流行已久的里根主义？
    发端于上世纪30年代新政时期的罗斯福主义，其关键在于重视政府的作用。在其后的40多年中，罗斯福主义始终发挥重要作用。但里根的上台，几乎彻底埋葬了罗斯福主义。里根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自由主义。政府要无为而治，管得越少越好，善意地忽略在经济领域发生的事情，让市场来自行解决。近30年来的美国，正是在里根主义的引导下，市场的力量明显地超过政府的力量。
    次贷危机的总爆发，是否意味着需要认真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弊端，政府的必要作用将得到积极认可？特别是在危机之下，政府动用资源的能力，对市场进行监管的能力，都会得到非常大的提升？如果民主党的奥巴马当选美国的新一任总统，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化，将会进一步提速？
　　  80年前，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导致罗斯福新政。之前胡弗总统与梅隆财长主张“政府越少干预经济越好”，认为最好“什么也不做”。张健认为，正是这种自由资本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危机，后来危机从美国传到欧洲，导致20年的经济大萧条，最后导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导致二战爆发。罗斯福新政导致欧洲左倾，导致后来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介入空前扩大。而民意也要求政府在民众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后来约翰逊总统主张实行管制的资本主义，1969年尼克松当政后提出新联邦主义，希望回到新政之前。其后，芝加哥学派的小政府概念，克林顿的走中间道路的经济政策到小布什时代达到高潮。
　  　本世纪初，小布什当政继续放任经济管制，而次贷危机正是在小布什时代开始出现的。其虽然导致现在严重的问题，但张健认为现在国际环境已经变了，本次经济危机不可能产生和上次危机一样的政治结果，美国的7000亿救市行动，其实质不是一种政治钟摆效应。如果奥巴马上台，也不太可能出现左倾政府。现在美国保守势力非常强，美国人不可能放弃自由市场经济，而只是会改变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

二、体制或宪政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充要的逻辑关系

    “宪政比威权体制要更好，这是我们比较有信心的论述。但对于经济而言，宪政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张健认为维持经济长期平衡发展，宪政无疑好于现有制度。但宪政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没有充分必要的逻辑关系。
　　  中国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与市场经济模式相比，计划经济的问题更大。市场经济可能难以避免经济危机，而在局部显示出某些优势但在总体上抑制效率和创造性的计划经济可能带来的却是全社会的低效、萧条甚至是经济崩溃。那么，中国从计划经济到法治经济再到宪政经济，这是一个必然路径吗？　　
　　  眼看当下全球金融动荡不安，一些经济学家已开始强烈质疑过度鼓励自由市场所带给全球的灾难。也许我们不应反对松绑不合时宜的金融管制，促进金融发展的活力，但我们是否应该坚决反对盲目的金融自由化？
    很多人认为，自由市场模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是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并维持该地位的要素之一。那么，否定市场经济就等于否定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对美国来说更具现实意义？
    再以历史经验判断，美国建国之初尤其是内战后奉行的自由市场模式，为其成为“世界首富”奠定了基础。而在1929年的大萧条之后，强调监管的凯恩斯主义帮助美国走出危机打赢战争；而后弗里德曼主张的自由放任模式再度让资本主义展现出活力。纵观这一历程，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以市场经济为主导，辅以适时适量的政府监管才是经济健康运行的可靠保障？张健认为答案显然是非常肯定的。
　  　自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一经济学的基本洞见以来，它便成为一条家喻户晓的教条。一般人看重这一见识，多是着眼于它深刻揭示了人类财富生产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却往往忽略了其中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哲学人类学的含义：人类在道德上尽管不完美，或者可以说，恰恰因为其不完美，他可以在一种无形力量的作用下造福于同胞。但若想让它变成那只有着神奇功效的“看不见的手”造福于社稷，却必须有一定的秩序相配合，此即斯密有关“法律和制度”与国民财富之关系的另一洞见。他这种法律与制度观的重要性虽然绝不亚于前者，却因为缺少一句可以让人过目成诵的格言式表述，故也从未取得前者那样的知名度。因此，作为一种检讨对象的制度与法律，在经济学领域的话题清单中时隐时现，其地位远不像“分工”与“交换”的概念那样牢不可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的福利主义民主制度顺利运行，使得经济学研究与这一斯密传统渐行渐远，日益把既有规则作为不必质疑的前提，于是它也失去了制度批判和规范性探索的锋芒。在很多经济学家那儿，用布坎南的话说，它成了一门“告诉政府应当如何征税、如何运用征税权……即向政府决策人提供建议”的技术。
    但从“宪政主义”的视角研究经济，就会认为，正如政府的行为要遵守政治宪法一样，它也必须受到一部经济宪法的规范，凡是涉及市场法律环境的决定，都要处在这部经济宪法的约束之下。这就是弗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