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病”尚未解决，人大代表又建议取消超大城市人口限制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杨仕省 见习记者 王珠珊 两会报道

目前，我国仍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201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达56.1%，但按户籍人口计算，城市化率只有39.9%，这其中不仅包含了2.2亿被计入城镇常住人口的半城市化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也包含了约2亿居住在小城镇的“镇民”。

因此，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建议，国家应以大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新型城市化，加快农民工和“镇民”的市民化，取消超大城市人口总量控制政策。

“十三五”规划中，政府制定了控制常住人口规模的目标（比如北京2300万、上海2500万人以内、广州1550万、深圳1480万、天津1350万等），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号）等的要求不符，因此，蔡继明委员表示，国家应取消超大城市人口总量控制的政策。

与国际相比，我国特大和超大城市数量明显偏少。考虑到国内国外人口分布的差异，蔡教授认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城市人口比重逐渐提高，城市规模分布正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但大城市数量仍然偏少。根据实际情况，我国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应该在10个以上。

联合国预测世界人口2010-2020年增速最快的20座城市中，有10个是中国的城市：苏州市（1；常驻人口525万，年增速为5.57%）；广州市（2；2060万人，4.66%）；北京（7；2110万人，4.1%）；杭州（8；728万人，4.10%）；泉州（9；671万人、3.68%）；成都（12）；南京（13）；上海（17）；重庆（20）；天津（19）。这些都是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和超大城市。

在蔡继明看来，人口向大城市（群）集聚是普遍国际现象，美国从20世纪中期开始，人口明显向大都会区集聚；日本人从1970年代起，开始为向东京圈集聚；韩国首尔圈的人口占比，从1955年的不到20%增至当前的约49%。虽然当前北上广深等特大和超大城市的城市化率已经高达80%-90%，但是城市化率不是一个区域的概念，而是一个全国的概念。因此，特大和超大城市理应继续大力吸纳农业转移人口，为全国的新型城市化战略做出贡献。

治疗“大城市病”，蔡继明照方抓药，给出了三个“方子”：首先，很多超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的核心区域人口密度偏高，需要严格控制；其次，轨道交通建设滞后，政府应根据城市交通情况，完善城市布局、城市交通设施水平及城市管理能力等；最后，制订与国际接轨的环保标准，完善城市空气质量。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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