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还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鲁迅与爱国

“爱国”一词很有点“高大上”，所以，在一个国家里，“爱国者”的人数最多。在人们中间，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不爱国的。

春秋战国时代很奇怪，那时，爱国不爱国简直不成为问题。国家间天天打仗，政治家、军事家、知识分子，这些国家的精英级人物往往穿越国境投靠敌国，甚至为敌国攻打自己的国家服务。他们从燕到赵，由齐入楚，身上不带护照，好像也不曾遭到通缉和追捕。后来的历史书，多到“二十四史”，不见得有哪位史家从“爱国”这个角度加以褒贬。不事二主，不做“贰臣”。应当是汉代以后的规范。秦始皇扫平六国以后，才有一个中国；可惜王朝太短，来不及考虑意识形态的事。他修建了一道中国版的“柏林墙”，只为对付敌人，并非对付国人的。很可能他认为子民都是爱国者，像萨达姆那样，百分之百的拥护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在汉代，逮住了一个李陵，这才在历史上开了“叛国者”的先例。

古代的事且不说，看看外国。自从民族国家建立以后，“爱国”一词很常见，但也因此弄得混乱不堪。法国大革命时，到处都发现“叛国者”。德国纳粹时代，大批知识分子纷纷跑到敌对的美国去了，像爱因斯坦等，难道他们都不爱自己的国家吗？托马斯·曼在电台上还专门开了广播节目，攻击国内政权，甚至在纳粹倒台以后，还拒绝回到国内。在苏联，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都把在自己国内遭禁的作品送到国外出版，因为影响太坏，立刻受到苏联官方诸如“叛卖″的谴责是必然的，以致于不敢或不能前去领奖。最离谱的是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居然希望美国出兵攻打苏联，认为非此不足以改变现状，还有比这更卖国的吗？可是，俄罗斯人似乎并没有说他们卖国，先前“反苏”的罪名，到底成为陈迹，因为连苏联到后来也不复存在了。

在中国，“爱国”、“爱国主义”一类词汇被大量使用，当在辛亥五四之后。辛亥时，爱国就是爱民族，话语建立在满汉对立之上，五四时主要针对帝国列强。作为现代思想的源头之一，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爱国运动，“火烧赵家楼”，烧的正是“国贼”曹汝霖的邸宅。有意思的是，那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口号是“打倒偶像”、“价值重估”，连国家也在可打倒的偶像之列。果真如此，所谓“爱国”，也就无从说起了。

毕竟是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新文化运动结束后，工农运动兴起，爱国主义潮流高涨。此后，国外威胁愈大，愈见蓬蓬勃勃。

作为启蒙思想战士，鲁迅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国民的爱国意识所潜藏的盲目性和危害性。随着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确立和日本的入侵，形成一种官方大力宣传，民众热烈响应的体制化、体系化的爱国主义，不问而知成为他的一个批判目标。但因此，他也就落得了“不爱国”、“里通外国”、从拿苏俄卢布到作日本“汉奸”的嫌疑，至今网上还有人说。好在他见怪不怪，说是“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恨”。对民众的“罚恶之心”，其实他早就领教过了的。

对于国家这东西，大概鲁迅憎恶已久，青年时便有建立“人国”的设想。所谓人国，即是以个人为本位，“尊个性而张精神”；国家的所有规制，都必须为“立人”服务。“立人”，首先要有人权，有个人自由言说、行动、发展自己的权利和能力。鲁迅后来加入“自由大同盟”、“民权保障同盟”等组织，都可以看作在这方面的实践。不过，“人国”说穿了，根本就不是“国”，相反有着觧构国家的意味。这种以个人立国的观念，一开始就使他站到了现存国家秩序的对立面。

五四那时，鲁迅便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又说，“合群的自大”是党同伐异，压制少数人，向少数人宣战。他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认为这种集体的爱国主义是阻碍中国进步的原因。所以，他痛批“国粹”，即祖传的中国特色，阿Q的“癞疮疤”；抨击专制腐败，总是不忘“中国式”。

至于外国人对中国的赞美，鲁迅同样并不乐见。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又说：“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奉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甚至说：“倘有外国的谁”，“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所以，他很推崇萧伯纳对英国、厨川白村对日本、托尔斯泰对俄皇的攻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的书说中国的好话，鲁迅是否定的。说到此奖要颁给中国人时，他说不要，理由还是回到国民性问题，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北京当局屠杀学生和群众，所谓“三一八”惨案，死者仅几十个人，鲁迅便“出离愤怒”，受不了了，呼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了一组文章表示抗议。文章中，他不断提到“中国”和“中国人”。譬如：“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在这里，鲁迅把“中国人”分为三类。在另外的文章中又分作两类，即“屠杀者”和“爱国者”，“杀人者”和“被杀者”，“胜利者”和“劣败者”。他把“中国军人”、“论客”或“流言家”，御用的“文人学者之流”，连同政府通通放到一起，都是国家机器，故而视为“同类”。

从此之后，特别在清党之后，鲁迅虽然继续谈说“中国”和“中国人”，但是更多时候从权力和权利出发加以论列，从原来的文化论的基础上多出阶级论的色彩。他称中国为“党国”，称统治者为“权力者”、“专制者”、“党老爷”，为“虎吏和暴君”，“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还有“中国的检查官”等等。他确实说到“时时想到中国”，但他从来不曾标榜自己如何“爱国”，也不曾呼吁大家如何“爱国”。他说：“能憎，才能爱。”在他那里，憎代替了爱。对于中国，他关注的是“地底下”，因为爱“中国的将来”，所以憎中国的现在。

1931年，日本打进来了，一年内东北沦陷。政府军节节败退，古物南迁，学生逃难，华北告急。这时，鲁迅一方面抨击政府对外的不抵抗主义，另方面，仍旧不遗余力地批判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对内打击异党，审查书报，箝制舆论，等等。当时，在知识界，有亲政府人士鼓吹独裁，在左翼文艺界中，也有人打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说“一切通过国防”，实质上是一切通过政府。外敌当前，这种形势最容易为统治者所利用，借以转移民众的视线。对此，鲁迅是警惕的，反对的。他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认为国家是民众的，战争当然也是民众的，而不是通过“国防”去保卫所谓的“党国”。如果说前期对“合群的爱国”的批判重在批判“国民性”，那么到了后来，他的批判，就集中在揭露躲藏在“爱国”、“国防”背后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实质。在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鲁迅一连写了多篇文章，强调指出：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要做“人”，不要做奴隶，不论是外国人的奴隶，还是本国人的奴隶。——这样的结论，是鲁迅对于青年时代的“人国”理想的回应，历经几十年间苦战而不改初心。

鲁迅留学日本，对日本是熟悉的。他曾经写过一段关于中日比较的话，说是“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他还说到大和民族是个“伟大”民族的话，很有点长别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的样子。可以查查，他什么时候说过中国的好话？用他的话说，无非是“省察，攻击，鞭策”，一味“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专门报告“大不吉祥事”，是不折不扣的“枭鸣”。而且，日本侵华以后，举国同仇敌忾，他照样同一批日本人来来往往，住租界，用日货，请日本医生，选择疗养地也曾考虑日本。这些作为，想想如何可能让我们的一些“爱国主义者”看了服气呢？

其实，什么叫“爱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鲁迅那里，他是把大和民族同沦为军国主义的日本国分开，把日本人民同日本侵略者分开的。不是一篮子主义，在他那里，是有原则性的区分的。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思路，所以，在烽火连天之时，他会期待着“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如果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人国”；爱中国，就是要把“把人不当人”的中国改造成为“人国”。鲁迅爱国，本质是爱人；既爱国中之人，且爱国外之人。在他看来，他们都是现今的奴隶，未来的主人。鲁迅在去世前夕，就《呐喊》捷克译本这样说道：“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

在文章中，鲁迅强调说：在这世界上，各国要“互相记得”。只有记得世界，才能记得中国；要让“中国的人”有世界观念，“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在他的演讲《无声的中国》里，我们早被告知，倘若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国度，同世界隔绝，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爱国者的。首先，是因为没有标准可以定义自己的国家。（作者系学者、鲁迅研究专家）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