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且顽强生长的中国企业家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爱明

柳传志们展开人生精彩篇章
    “气候真是要变了。”1978年11月底的一天，34岁的中科院技术员柳传志看了《人民日报》，欣喜不已，他的判断依据是那天的《人民日报》居然第一次登载了一篇如何科学养牛的文章——这在“文革”以来的十多年里，从来没有出现过。
    对科研一直没有兴趣的柳传志仿佛一个战士听见了冲锋号，浑身都是力量，不安分的那根神经马上被撩拨得兴奋起来。
    但是，直到5年后，这位中关村的标志性人物，也是中国企业界的教父级人物才有机会在中科院的一间传达室里开始他的创业梦想。而日后那些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大多数也和柳传志一样，正在默默地积蓄力量，等待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最佳时机。
    1978年，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专业招了几十个学生，其中三个是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多年后，他们三人分别创办了TCL、康佳和创维。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总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和四川长虹并称中国彩电四强。
    也是在这一年，在沈阳当工人的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11年后他成为招商银行行长；浙江人张征宇考进了北京工业学院，1987年他创办了商务通；北京中学老师段永基则考上了北航的研究生，几年以后他创办了四通集团，后来还当上新浪的董事长，成为中关村的另一位标志性人物。
    对于他们而言，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像是一个铺垫，他们的人生精彩篇章，要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真正展开。
    但是有人跟他们不一样，浙江萧山的鲁冠球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鲁冠球年龄比他们要大一些，只有初中文化，更像是那个年代里无数崛起于田间地头的农民企业家的真实写照。但他搞企业的经验比上述任何人要长。1969年，25岁的鲁冠球就开始办起了工厂，到1978年的时候，他的工厂已经是400名员工、年产值300多万的大家伙。鲁冠球打过铁、修过自行车、收过废钢材，能挣点钱的路子他似乎都折腾过。那时候，流行“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留给乡镇企业的机会是如此之少，以致鲁冠球什么挣钱就做什么。最多的时候，他的农机厂挂了四块牌子。
    另一个乡镇企业的传奇人物吴仁宝似乎要幸运得多。他所在的江苏华西村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典型，而他本人也在村里当了创纪录的48年村支书。1978年，《人民日报》还在头版头条高度评价“华西村经验”。吴仁宝在那时就风光一时，当然，随着华西村的繁荣，他本人也将攀上更高的事业颠峰。
    最热的企业改革人物还应该算步鑫生。1983年的时候，在他自己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这位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厂长很偶然地被推到了历史舞台，成为当时最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榜样。原因是他当了厂长以后，开始搞奖金制度，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在总书记胡耀邦的“钦点”下，步鑫生被树立为改革典型，甚至一度被神化为管理大师。当然，这种脱离实际的神话最终只能破灭，5年后步鑫生就被职工集体投了不信任票而下台。
    如果认为当时的环境对企业家生长很有利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尽管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是，只有少数农民企业家开始崭露头角，更多的能称得上现代意义的中国本土公司开始集体登上历史舞台，则还要等到1984年。
财富梦想在夹缝中“野蛮生长”
    这一年在中国企业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许多现在大名鼎鼎的企业，都是在这一年创办的。邓小平在这年初进行了他第一次著名的南巡，在看了深圳和珠海之后，他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和“珠海经济特区好”两个旗帜鲜明的题词。
    很快，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下海潮和创业潮在这一年以不可阻挡之势爆发了。这一年，王石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后来这个中心成为万科公司；张瑞敏则被派到青岛濒临倒闭的一家电器厂当厂长，后来他把它发展成今天的海尔；柳传志则创办了联想，和王石一样开始了最初的“倒爷”日子；广东的李经纬则从三水县体委副主任被排挤到一家只有几口米酒缸的酒厂当厂长，但是他很快在那里折腾出了健力宝；同样在广东的潘宁则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打造出了中国的一台双门电冰箱，10月份他成立了珠江冰箱厂，开始生产容声牌冰箱，这便是日后的科龙公司前身。此外，李东生、史玉柱、赵新先、段永平等等江湖大佬都在这一年开始了各自的创业生涯，发酵各自的梦想和野心。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似乎提供了承载梦想的一切可能，只要你怀揣财富的梦想，就有发家致富的可能。这当然是日后的臆想，事实上，中国的大多数土著企业刚刚开始它们夹缝中的“野蛮生长”历程。直到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的财富依然还不能拿到阳光下，因为那里面夹杂了太多的意味深长的无奈、黑暗甚至血腥。
创业的激情疯狂燃烧
    1992年是中国企业家的另一个标志性年份。邓小平在这年进行了第二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南巡。之后，持续已久的姓“社”姓“资”的争论渐渐平息，“春天的故事”由此吹响号角。南巡之后，全国很快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创业热潮。从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几倍。到8月份，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就已经发光了，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借调了1万个来应急。
    那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据当时的《中华工商时报》统计，当年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其中，不乏现在闻名遐迩的企业家。在国务院研究中心工作的陈东升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这年辞职成立了嘉德拍卖，后来又创办了泰康人寿；在内蒙古政策研究室工作的郭凡生则来到京城，开始创办慧聪咨询；在体改委任过职的冯仑则南下海南，和潘石屹、易小迪、王功权、王启富、刘军一起炒卖地皮，所谓的“万通六兄弟”后来都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深圳的任正非则靠着华为自己研制的大型交换机，把公司的销售额推到了一个亿。
    就在种种暧昧和芜杂中，中国企业穿越了90年代，到20世纪最后几年的时候，中国突然和世界接上了轨，网络经济成为新的时代宠儿。在中关村，留学美国的张朝阳和一直在中关村打拼的王志东分别创办了搜狐和新浪，在广州的丁磊则创办了网易。尽管其后几年，网络公司遍地生烟多如牛毛，但这三家一直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后来都在美国上了市。后来者如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盛大的陈天桥也在1999年开始了各自的创业征程。
“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但是就在“烧钱”热之后，互联网寒冬在2001年来临。无数创办才一年两年的公司接连倒闭，连创业者自己都没有了饭碗，纷纷转向传统产业，更别说那些还没拿够网络公司高薪的白领了。
    上市热并没有随之退潮，不过资本和企业家都更加青睐传统的制造业。浙江的李书福桀骜不驯地非要造汽车，他的这种努力终于在几年后获得了回报，他获得了生产牌照；而曾经的第二富豪仰融则在辽宁搞他的华晨汽车，但他没想到的是，他一手做起来的企业最终归了辽宁省，甚至他自己只能出走美国；一手把伊利带大的郑俊怀在外资围剿下，试图曲线MBO，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自己锒铛入狱，反倒是曾经的部下牛根生离开伊利，创办了蒙牛并很快崛起。
    “中国制造”作为一种现象开始在此时凸显，并且一直持续至今。中国的企业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联想甚至还在2004年收购了IBM的PC业务，此举令全球侧目。它代表了中国企业的一种崛起。
    资本市场也在经历了2001年开始的熊市后，终于从2005年开始火热起来。无数的人因此一夜暴富，股市的神话每天都有，以至于最终所有的人都被股市搅得心神不宁。许多已经上市的企业日进斗金，张近东、张茵等企业家的财富每日都在膨胀。这当然不可能是永久的。大多数跟着进入股市的散户很快就知道了这种残酷性——就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大盘从最高的6000多点一直下滑到了现在的2000点，甚至还看不到底。
    当然，与房地产相比，股市的神话要逊色得多。从新世纪以来，房地产就是最能造富的行业。每次富豪榜的发布，来自房地产的总是高居第一。2006年发布的胡润百富榜中，前10名竟然有8位跟房地产有关。从国美电器的黄光裕到碧桂园的杨氏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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