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庙会与国家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践行

作者：阎雨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6-05-20 16:06:53

摘要：庙会是中国文明的独特载体。其源起于集中体现国家意志的祭祀活动和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后逐步发展为官民互动、官民同乐的集会活动，承担国家主流价值观传播、维护社会秩序、发展文化与经贸的功能，是古代“家国同构”的一种具体治理模式，这种善治是创造中国农耕文明时期辉煌的重要动力。

阎雨

庙会是中国文明的独特载体。其源起于集中体现国家意志的祭祀活动和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后逐步发展为官民互动、官民同乐的集会活动，承担国家主流价值观传播、维护社会秩序、发展文化与经贸的功能，是古代“家国同构”的一种具体治理模式，这种善治是创造中国农耕文明时期辉煌的重要动力。庙会的发展历程是文明演进的重要方式之一。依托庙会文化的包容性与互动性，加强政府对庙会文化的正确引导与政策支持，推进庙会文化与时俱进，积极融入中国梦和一带一路，对于弘扬庙会文化、传播、践行国家核心价值观，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提升我国国际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中华民俗的庙会文化，从历史学、民俗学、宗教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开展庙会起源、形式、分类、民俗活动、组织、功能演变等研究成果颇丰。《论庙会文化》首次明确提出庙会文化概念，并对中国庙会群的基本分布做出细致分类。[1] 高占祥．论庙会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中国庙会文化》对庙会由来、发展演变、特征、功能、原始信仰存在、仪式、民间文化艺术、社会影响等进行了系统论述，认为在充分理解庙会的基础上，可以引导与利用庙会。[2] 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一书从历史、社会、文化角度的全方位考察，是庙会研究的集大成。[3]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2．]]

在市场经济、文化产业快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丰富的庙会案例研究成果，不仅体现了中国多彩的地域文化，也都不同程度的反映出：庙会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空间、民间庙会在维护乡村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民众从传统神灵信仰向表达社会需求转换、庙会促进经济发展等共同特征。如徐赣丽以福利镇传统庙会为例介绍了庙会在民众生活中的多种功能。[4] 徐赣丽. 民间信仰在民众生活中的多种功能[J]．宗教与民族2012（00），123-127.]]

曹大明分析庙会变迁动因，认为地方政府是庙会变迁重要的推动力，地方非正式权力是主要推动力[5] 曹大明．湘南庙会的变迁及其动因研究——以永兴汉三侯祠为例[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29（2）：109-111．]]。刘晓春在《非狂欢的庙会》中提出，随着庙会功利性取向增强，庙会在权力政治、资本等不同资源共同支配下建构起来，丧失了非理智情感因素，成为实现现代性诉求的地方性文化资本，纳入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规范化话语之中。[6] 刘晓春．非狂欢的庙会［J］．民俗研究，2003（1）：17-22．]]赵旭东也提出当前在中国社会的很多层面都体现出一种借助文化书写而改造乡村社会的倾向，并突出地体现在庙会文化的复兴与转变上。[7] 赵旭东．以国家的名义重新书写乡村文化：以河北两庙会为例［J］．河南社会科学，2009（11）：81-84．]] 目前学界提供了多元的民间庙会社会生活理论与实证资料，也从不同角度触及到庙会文化之核。

功能论的理论基础是把社会视作各种社会制度的均衡机制，各种文化体系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具有自身的功能，宗教也不例外。这些机制的相互依赖与动态平衡从整体上构成社会体系。庙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群体性行为，其中必然折射出不同社会角色的互动过程。从庙会历史文化地位的视角解读庙会所呈现的国家主流价值与“民间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对于和谐社会背景下弘扬庙会文化、传播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庙会的历史渊源

庙会可追溯到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庙最初的含义是上古时期帝王、贵族在家中放置祖宗神位，进行尊祖祭祖的场所，即宗庙。如《诗·大雅·思齐》“雍雍在宫，肃肃在庙。”《说文解字·广部》：“庙，尊先祖皃也。”段玉裁注：“古者庙以祀先祖，凡神不为庙也。为神立庙者，始三代以后”。上古时的“会”，特指天子与诸侯或诸侯之间的一种定期会见，是一种极为重要和正式的外交活动，必须在天子或盟主的宗庙中进行，通过对先王的祭祀来完成。《论语?先进》中首次将庙与会连用，“宗庙会同，非诸侯而合”，这里的庙就是指宗庙，会指诸侯会盟。这两件事的密不可分及其严肃性、重要性由此而见。[8] 吉发涵．庙会的由来及其发展演变［J］．民俗研究，1994（1）：48． ]]

在特定日期官方对先祖举行的大规模祭祀活动，是庙会的最初起源。庙宇产生以后，围绕庙宇而进行的祭祀行为，形成了庙会的雏形。古人认为通过音乐和舞蹈可以愉悦神灵，实现人神相通。例如舞龙就是祈求神龙，以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甲骨卜辞中，就有商王亲自以羽舞祭神的记录，记载了诗、歌、舞、乐、巫等庙会内容。黄帝陵庙会、白水仓颉庙会、妈祖庙会等延续至今，这种对于三皇五帝、原始诸神的庙会祭祀习俗，已经成为凝聚华夏儿女的精神纽带和牢固的文化空间。

文景之治后，汉代经济繁荣，祭祀活动数量大大增加，庙会文化逐渐兴旺。东汉时期，佛教、道教文化影响空前，大兴寺庙，菩萨诞辰、佛像开光之类盛会应运而生，庙会的文化功能更加丰富。唐宋时期政治环境稳定、经济与文化高度发展、宫观寺庙巧夺天工、民生富庶，都为庙会兴盛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在祭祀礼仪、娱神活动基础上增加民俗娱乐、商业贸易的成分。民间社火、社戏等娱乐活动中在庙会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内容，既愉悦神灵也愉悦民众。一切利乐众生、地域文化、游乐休闲、诗琴棋画、游园观览、酒品茶道、社戏商贸无不渗透于庙会之中。

在《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中记载的宋代庙会基本具备了我们所说的庙会或庙市的形态和特征，却仍把这类活动叫作“xx会”，如“庆佛会”、“涅肇会”、“朝塔会”等，而没有“庙会”、“庙市”的叫法。直至明代中后期城乡商贸发展，才有“庙会”这一正式名称并兴盛起来。此时的“庙会”侧重于宗教活动，按节日举行，而“庙市”则侧重于集市贸易，按月定时举行。至清末，才全无区别。庙会的发展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源于祭祀，兴于宗教，生成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嬗变并将重振于现当代。”[9] 吉发涵．庙会的由来及其发展演变［J］．民俗研究，1994（1）：51-54．]]

庙会与国家意志及主流价值观

庙会作为农耕文明的载体。[10] 王作良.简论庙会与中国农耕文明的关系［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7)：58-61.]]从起源分析，庙会首要是一种信仰活动，即以祭祀为主要内容。《左传·成公十三年》中就曾提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把祭祀与军事并列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因而庙会本质上是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需要。封建帝王的权力不仅包括对世俗现实世界的管理，还通过庙会传播主流价值，影响民众的精神世界。庙会文化传承的是传统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和谐”观念与祭祀圈代表的“大一统”的向心性，是国家思想意识、主流价值观念在象征符号等方面的展现，集中体现国家意志和价值观。

庙会祭祀需隶属于官方祀典范围。《礼记·祭法》中规定“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同时不同社会阶层的祭祀范围是有明显差别的，不符合这一原则的祭祀活动则属于淫祀的范畴，加以打击。《礼记·曲礼》谓：“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祭祀管理至明清时期达到了极点。

庙会承载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按照原始的信仰，祭祀是为了祈福。但是中国古代主流思想的儒家思想以人伦为本，对于祭祀作出新的解释。《礼记·祭统》云：“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儒家之祭祀虽是神道设教的仪式，却是通过对鬼神的尊敬培养人民的伦理观念。正如《孝经》之所谓孝，不仅是在世之时能够奉养父母，还要能够“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官方对照世间官僚体制进行佛道册封及规定祭祀礼仪，把民间信仰合法化，纳入官方祀典的范围之内。对于纳入祀典以内的民间信仰活动，政府还给予积极支持，如大多由官方带头修庙、传播神迹、正名，并得到中央政府的不断敕封，扩大这种信仰在民间受众中的影响力。[11]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2．]]

庙会期间的一系列活动，除了是在娱神，实际也具有通过娱人而达到道德教育感化民众的目的。例如庙会主办方都会重金聘请戏团来免费唱戏，如京剧中的《杨家将》、河北梆子中的《沉香传》、晋剧中的《芦花》等等，民众在欣赏精彩的传统戏曲时，无形中受到了主流伦理道德教育。各种能工巧匠大展才艺，各显神通，把精美的手工艺品呈现在人们面前。庙会作为一个文化综合体，上至天文地理，下至民俗演义，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宗教信仰、文艺表演、绘画工艺、民间游艺、体育活动、文学艺术、衣着服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知识，以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民众传递文化信息。庙会上流传的故事脍炙人口。庙市经济活跃，商品品种、数量、交易盛况空前。这些充满生活趣味的教化形式帮助无法接受良好教育的下层民众培养健康、积极的伦理道德观念。此时的百姓已经不知不觉逐渐接纳了儒家伦理道德，民间信仰成为宣扬政治伦理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祠庙与庙会成为参与、影响地方社会事务的媒介，从而达到控制地方、传播主流价值观、规范群众秩序、移风易俗的目的。

庙会实现官民互动。对民间社会来说，庙会是古时为数不多的能够把民众聚集在一起，借以祭祀合理参与政治、表达诉求的一大渠道。民众相信祭拜被官方认可的正祀，可以增加威灵。普通百姓参加庙会祭祀仪式并且借助一系列庄严神圣的仪式，得以参与到具有官方意义的祭祀，百姓合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不仅强化了群体信仰的象征意义，还起到了释放情绪的安全阀作用。庙会的“正统性”把与百姓息息相关的保护神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民间信仰得以从官方主流伦理思想中汲取精华。

儒家关注现实，主张藏富于民。庙会在祭祀仪式与娱乐、商贸的融合中，最有效地将民众动员起来。庙会中人们可以暂时摆脱性别、等级等约束，提供了一个可以超越阶级地位、经济利益、社会背景的集体空间，成为官民互动、官民同乐的集会活动，展示了生动繁荣的和谐图景。庙会也由单一的国家政治活动演变成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多元素、多职能并存的活动，[12] 赵凡，赵德利. 论传统庙会的特征［J］．青海社会科学，2012（4）:210-213.]]更增强了庙会祭祀象征意义及背后的价值伦理体系被社会各阶层认知和接受的可能性。

庙会成为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一种具体治理模式。中国人具有“和谐”的世界观。寺庙是古代民众精神家园的重要公共文化空间。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庙会通过各种形式的信仰仪式、民俗活动，满足了大众精神心理需求的同时，是潜移默化的对民众共同心理、情感、价值标准、道德情操、风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礼义、行为规范等等的规范化过程。

对于士绅与上层统治阶层而言，更表现为对理想的社会秩序与国家运作模式的构建。中央政府将大量的民间神明纳入官方祭祀的等级序列中去，赋予民间行为以神圣意义，鼓励处于地域祭祀圈范围内的各阶层以更大的热情参与正祀，就可以争取到乡绅世家、地方文化精英、普通百姓的力量，借助“天人相通”的祭祀仪式传播以“天人合一”、“和谐”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伦理，维持了地方稳固、有序的社会秩序，将各社会阶层对地域信仰认同上升到对于国家主流意识的认同。例如，流传至今的地域庙会仪式中所采用的摆设、道具、语汇等等，均类似于古代臣向君、民向官汇报事务、请求庇佑的形式。可见，借助庙会活动，每个地域性祭祀圈中的信仰个体都被统一到一个类似的仪式规范和价值体系中，加强了向心力。[13] 周大鸣. 祭祀圈理论与思考——关于中国乡村研究范式的讨论［J］．青海民族研究，2003（10）：3-10.]]神圣的精神世界与世俗活动经过庙会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统一，官方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阶层实现了一种相互融合的和谐互动状态，最终使整个国家整合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大家庭。

例如妈祖信仰最早只是活跃于福建、广东、浙江三省，中央政府考虑到南方缺少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自北宋末年褒封，后南宋、元、明、清历代皇帝都对妈祖尊崇备至，封号由“崇福夫人”升至“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并经常派遣使臣至各省市的妈祖庙进行祭拜、宣扬神能，历代中国皇帝对妈祖的封号和神话传说中传递出妈祖精神的显著特点：“护国”和“庇民”，这对妈祖由航海神向万能神转变、妈祖信仰的全民族化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直至今日，妈祖文化已成为海内外华人文化认同的纽带。[14] 陶思炎.妈祖信仰略论［J］．东南大学学报，2007（9）:96-98.]]

在西方，源于宗教的狂欢节亦具有戏曲、游行、娱乐表演活动、对自然神顶礼膜拜和祭祀献祭活动等宗教仪式，古老的面具与表演流传至今传承了西方文化背后自由开放的共同心理和“个体独立”、“个体自由”、“个性张扬”等文化观念，具有传承与传播民族文化特质的社会功能，加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文化的认同。[15] 卜建东．中国庙会与国外狂欢节的对比研究［J］．东南文化，2007（6）:73-76.]]

当代庙会，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又依托地域文化一脉相承，展示出独特的魅力和风格，是一种既古老又新鲜、既宗教信仰化又现实世俗化、既独特又复杂的历史文化经济现象。山东的“孔子文化节”、彝族的“火把节”、藏族的“雪顿节”都源于具有浓郁民族气息、地方特色的庙会文化。全球华人祭祖大典、山西洪洞大槐树“中元节祭祖大典”、世界客家祭祖大典等国际活动，传承着海内外同根共祖的理念，培养“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为一家”的意识，把华夏共祖的观念代代相传，促进了华夏民族的相互认同和精神凝聚。

庙会这种“家国同构”的具体治理模式在延续中国农业文明的稳定性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其中的狂欢精神也推动了文化的成长与繁荣，两者的相互作用共同成就了中国农耕文明时期的辉煌与灿烂。

庙会文化记载华夏文化基因。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尽劫难而不衰，屡经磨难而常新，内在特质是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所谓文化基因，是决定文化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和遗传密码，其核心内容是内在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16] 王东.中华文明的五次辉煌与文化基因中的五大核心理念［J］．河北学刊，2003（9）:130-147.

]]庙会文化系统传承与展现了地域特有的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语言符号活动，是有待深入发掘的巨大思想库、信息库、文化基因宝库。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主席到山东曲阜孔府考察，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主席视察北京大学，2014年12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等不同场合多次谈及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他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庙会文化就是陈列在广阔大地的文化遗产。庙会的节令、鲜活生动的民俗民风与农事活动有关，随着文明演进，与儒家的价值观与伦理观，佛道等宗教信仰及仪式更有机的融合到一起。庙会文化的演进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华文明的演进路径。其中的多彩文化内容表现形式，不是孤立的、表面的、简单的，而是民族文化基因的系统化载体。庙会文化实现了历史与现代的相互连接。庙会承载的文化符号、文化形式、文化基因，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凝聚着民族精神与民族智慧，核心是独到的价值理念。

引导庙会发展，

推进国家核心价值观传播与践行

庙会等民间风俗中内蕴的文化价值观及其文化规范作用对维持社会秩序发挥重要的作用。庙会汲取了古老文明的精华，蕴含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庙会活动形式作为民族文化的鲜活符号，凭借自身的独特魅力，被广大人民所喜爱，传承至今。庙会文化是浓郁的历史情怀，潜移默化的文化传统。《论语·为政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能够得到广大民众认可的民间习俗，可以自发地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时刻引导和规范着民众的日常思想行为，并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在当代国家核心价值观传播语境中，建立庙会文化的自我完善机制，解读民族文化精神，不仅将丰富人类文明宝库，也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加强政府的正确引导与政策支持。庙会文化以其“官民同乐”特质构建了具备良好群众基础的社会互动平台，是弘扬价值观和传承民族文化美德的重要载体。如果任由林林总总的民间庙会活动自行发展，则难免良莠不齐。积极延续这一传统文化习俗，古为今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绚烂多彩的民俗活动注入新鲜活力和健康文化，以政策引导激发多元社会力量，必然将唤起全民的文化记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国家核心价值观传播与丰富民众文化生活的切实践行。

政府积极倡导。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庙会文化是农耕文明长期演进的文化积淀，具有天然的富强、文明、和谐、平等、诚信、友善等文化基因。如何让这一大众化的传统民俗活动发扬光大，政府必然发挥主导作用，在保护、宣传、立法等方面提供高度重视与支持，正确引导社会组织、民众参与。例如可以设立奖励基金，鼓励在仪式、诵读、表演、互动等活动中展示国富民强的美好生活，鼓励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励社会增加对传统文化现代传播的投入力度，在拍摄录制庙会新闻节目、专题片或者纪录片方面提供文化事业单位协助，有意识的保存文化资料，以多渠道地对外宣传引起社会各界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引导人们感受博大精深的地域庙会文化的同时，打造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平台，将核心价值观的抽象概念转换为真真切切的文化活动，激发民众在新时代对优秀伦理道德的认知、对现代文明与核心价值观的向往，以庙会文化魅力汇聚民心、凝聚共识。

社会组织与广大民众的响应。在当前实践中，庙会文化已经成为繁荣文化、发展文化产业的一项重要资源，各类社会组织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基层力量和活力源泉。剧团、曲艺俱乐部、中老年艺术团、群众艺术团等文艺团体、文化志愿者是庙会节目创作与表演的主要力量，努力挖掘传统民俗与现代生活中的文化气息，以亲切生动、多姿多彩的庙会节目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会为现代庙会文化积累鲜活的素材与广泛的群众力量。引入强有力的学术资源，提炼地域特色文化精华，建立起针对性文化研究范式，清晰把握庙会文化的现代定位，推进传统与现代的对接，主动引领大众文化需求，则有利于不断提升庙会文化的地位与扩大影响力，以庙会文化活动的新鲜及权威形态作为载体，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

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关于庙会文化的互动机制，如庙会文化网站与在线论坛、网络尊孔等活动，则有利于构建广覆盖、开放性、多层次、多元性的庙会文化创新发展态势，既增加基层民众对于当地庙会文化发展的了解，又有利于政府了解民情民意，将庙会真正建设成为和谐互动的文化舞台，以常态化形式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心理认同。

庙会形式及文化的与时俱进。传承与发展是文化的固有属性。庙会文化自萌芽时期的大型祭祀活动，逐渐发展成为民众的生活习俗，其演进是一个包容开放的过程。例如庙会在祭祀、宗教功能的基础上整合娱乐和经济功能，从初期神圣的“敬天法祖”、取悦神灵、道德宣传，到注重世俗化、现实化和以人为本，成为国家传播主流价值、大众寻求诉求表达、精神寄托、心灵慰藉的朝圣地和身心放松的文化盛宴。庙会文化的特征是不断求变、求新的。中国庙会文化资源凝聚了强大的民众文化心理并源远流长，经济、社会、文化价值巨大。

在当前文化与经济联动关系越来越密切，社会财富向拥有文化优势的地区聚集趋势加剧的趋势下，将区域深厚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当代的强势资源，以国家主流价值观传播增强传统庙会文化内涵，可以将丰富的文化遗产转变为稀缺资源优势，吸引海内外资源的汇聚，增强庙会的经济社会效益，这是当代庙会文化转型升级的方向。

现代庙会不应只是传统庙会历史文化场景的再现，而应孕育重生、脱胎换骨。庙会文化是鲜活的文化，依托雅俗共赏的庙会文化平台，在民族认同感和历史感的基础上增强现代核心价值观表现形式，传承与创新传统礼仪与民俗节庆，增强历史与现代文化元素之间的协调性，是必由之路。

庙会文化的发展须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调上借鉴和移植现代文明的精神内核，生成一种古为今用的富有活力的新型文化，使庙会文化更具有时代脉搏，符合现代人品味。庙会文化还应借助新型商业模式、新媒体宣传手段不断推陈出新，如举办网络祭拜增强活动的辐射力、覆盖力，引入先进、前沿、高端文化资源，举办学术论坛、专家报告会、音乐会等，形成“文化嘉年华”。围绕庙堂充实文化资源，维系现代人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增强庙会的文化凝聚力。以更新的、多元的文化形式代替略显陈旧的形式和内容，在各种新风尚中彰显持久恒常的民族精神和现代理念，以核心价值观促进庙会文化活动的推陈出新。

庙会文化积极融入中国梦，契合一带一路。庙会文化是一个古老的圆梦文化。在中国经济社会繁荣昌盛的今天，中国梦为现代庙会文化注入了新的视野和内涵。尊重文化多样、和谐共生是中国梦的价值主张。面对全球化一体化与文化现代化的时代大潮，积极融入一带一路，传播优秀地域与民俗文化，庙会不再局限于地域性的活动，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民俗文化都可以在庙会这个平台上汇聚、展现、竞技，相互欣赏、和平共处。庙会肩负起分享世界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使命。

在现代化与民族化和谐共处的发展趋势下，庙会文化不仅要面向历史，保持中华文明的民族性与主体性，展现民族特色与文化精神；更重要的是面向现代和未来挖掘中华文化的价值主张，将地方文化传承融入主流文化，将古老的庙会文化融入现代化、国际化的洪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将民间艺术融入庙堂背景。

庙会文化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以庙会文化为平台整合优秀的民族音乐、舞蹈、演艺、仪式等文化元素，在更高的平台上演艺，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新魅力，进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促进国家软实力的建设。庙会文化走向国际，将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示、推动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向世界人民展示绚丽的中国梦。（作者为北京大学学者）

参考文献：

[1] 高占祥．论庙会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2] 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3]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2．

[4] 徐赣丽. 民间信仰在民众生活中的多种功能[J]．宗教与民族2012（00），123-127.

[5] 曹大明．湘南庙会的变迁及其动因研究——以永兴汉三侯祠为例[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29（2）：109-111．

[6] 刘晓春．非狂欢的庙会［J］．民俗研究，2003（1）：17-22．　　　　　　　　　　　　　　　　　　　　　　　　　　　　　　　　　　　　　　　　　　　　　　　　　　　　　　　　　　　　　　　　　　　　　　　　　　　　　　　　　　　　　　　　　　　　　　　　　

[7] 赵旭东．以国家的名义重新书写乡村文化：以河北两庙会为例［J］．河南社会科学，2009（11）：81-84．

[8] 吉发涵．庙会的由来及其发展演变［J］．民俗研究，1994（1）：48．

[9] 吉发涵．庙会的由来及其发展演变［J］．民俗研究，1994（1）：51-54．

[10] 王作良.简论庙会与中国农耕文明的关系［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7)：58-61.

[11]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