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雨：世界经济集聚三大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大转型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高负债、高赤字、高失业、低储蓄、人口快速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贸易与投资的份额持续上升，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引发新的摩擦与风险，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与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

　　当前世界经济集聚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力推制造业振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为了维护本国产业发展并缓解国内就业压力，频频设置各种贸易壁垒，对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以反倾销、反补贴、特别保障措施、绿色贸易保护等手段进行打压。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达国家则实施知识产权壁垒、技术性壁垒、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等措施，防止技术外溢。

　　二是全球对新兴产业与技术制高点竞争激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世界共识。当前，云计算、大数据、3D打印、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是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从中长期观察，页岩气开采技术、空间探测技术的突破与大规模应用，对全球能源结构、能源价格、地缘政治将产生深远影响。发达国家还企图通过主导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规则，包括约束性减排义务、边境碳税等手段，在未来低碳经济和环保产业领域占据国际分工的主导地位。各国围绕新兴技术与标准、知识产权、人才和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合作也将更加广泛多样。

　　三是流动性过剩风险。金融危机后，出于救助危机、刺激增长、降低融资成本、稀释外债成本等多重目的，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同时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世界经济面临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向我国传导了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套利风险。

　　产业空心化、过度金融创新、政府债务危机，揭示了以经济效率、工具理性为中心的西方发展模式的重大缺陷，引起了价值观、人性假设、发展终极目标的巨大偏差。过度消费、举债度日、对利润的过度追求、政府缺乏调控、疏于监管等，以及新自由主义模式和金融过度虚拟化遭到了世界的诟病。据IMF预测，2014年美国和欧元区政府债务率仍将分别保持在105.7%和95.6%的较高水平，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但西方国家除了以债养债、增加货币供应来长期保持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对债权人转嫁风险，仍未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一方面，极力推动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试图将气候变化、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劳工标准等纳入国际规则，通过签订排他性贸易投资协定削弱全球多边经济体制，继续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高利润环节，控制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国周边制造紧张局势，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肆意炒作，中国外部经济环境错综复杂。而中国自身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主动寻求定位，尽快做出调整。

　　对外经济合作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渠道，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傲慢及其源于个人主义的规则主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国际经济合作注入更合理的价值理性。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崛起，富而知礼，兼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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