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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或TTIP都困不住中国“梅花与牡丹”

作者:姚余栋 商灏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5-10-10 00:03:46

摘要:无论TPP还是TTIP,这类限制中国的经济规则的出现表明,二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虽然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来自中国的力量,但美国和世界如何突破传统局限或偏见,形成正确的中国观,这仍是一个影响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影响各国利益未来不断取得和平发展的非常重要的

TPP或TTIP都困不住中国“梅花与牡丹”

无论TPP还是TTIP,这类限制中国的经济规则的出现表明,二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虽然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来自中国的力量,但美国和世界如何突破传统局限或偏见,形成正确的中国观,这仍是一个影响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影响各国利益未来不断取得和平发展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谓正确的中国观,就是对中国历史与现状、中国人优良精神禀赋,对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的正确认识,而这正是世界各国与中国相互信任的最根本基础,也是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充要条件。中国先秦时期初步形成的民族精神及天下秩序观,中国人历经沧桑仍深藏于基因中的梅花牡丹精神,及其以平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意识,正是当今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所不可或缺的宝贵特质,因为它真正有益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现实与长远利益。

而中华文化一旦走出“无鱼群的孤岛”(指中国大陆),既使不能有汉唐气质,也没打算偏安一方。TPP与今后TTIP都困不住中国的“梅花与牡丹”。

本文试图就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与中国人传统精神特质的内在关系问题,做粗浅探讨。

先秦时期中国精神

及天下秩序观

打开中国思想文化历史先秦时期的窗口,可以看到源自那个时代的中国思想文化最本真、最辉煌灿烂的精神特质。

中国史前造就了以“梅花与牡丹”为最佳的形象化代表的中国文化,从而形成了路径依赖和强大文化惯性。从有文字的商代起,就是这种文化塑造了中国人。追溯历史,追寻中华之美,追踪中国人正在复兴的梅花与牡丹般的精神文化气质,即可发现它深存着源自中华民族远古时期纯朴心理,它是中国人血脉里最优良的禀赋和品格。

“梅花与牡丹”精神反映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双重性”,分别代表着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坚毅勇敢和创新包容、大气庄严、雍容富贵。

到了春秋时期,思想家们动辄追思三代,“言必称尧舜”,以“礼”为核心的伦理观充满人道主义传统。《韩非子》一书记载,当时“非儒即墨”,国家之间的征伐受到礼制约束。春秋末期,“礼”已具有天下秩序的核心原则的意义。

“礼”的原则化、规范化、伦理化,强调的是天下的合理性秩序。“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礼越来越成为一种内在于社会生活的组织法则。

今人读《管子》,会发现管子思想犹如大树之根,衍生出后来的儒、道、墨、法。读《国语》、《墨经》、《黄帝四经》,会感到管学才是当时的显学。管子是最早宣扬“礼义廉耻”的人,儒家所宣扬的仁义道德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管学的影响。《管子》开篇第二段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里的“四维”就是礼义廉耻,就是中国先秦时期所倡导的建立天下秩序的规则,是中华民族天下观的思想源头。

这一时代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人文精神和道德精神的萌动与生长。一批前诸子时代的智者在春秋时代出现,他们思考和探究的对象的重点不是自然宇宙,而是人类社会,是如何协调天下秩序,如何累积个人德性。

从这一历史视野中,人们清晰看到了中国人最早的有关精神禀赋和世界秩序的思想。

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著作中曾经讲道,中国的历史不幸在20世纪被中断了,由于种种因素,中国历史也没能被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没得到充分了解。福山特别提道,许多知道20世纪前中国历史的西方人,只知道清朝,但那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货真价实的中国王朝。西方是在那个王朝渐趋堕落的时候遭遇中国,所以西方对传统中国的认识停留在那个特定的、不幸的时期。因而,重新回顾历史很重要。

正如福山所说,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中国首次大一统,中国不仅建立了国家,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已经存在了一种非常稳定的所谓的现代性制度。而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俄国,它们一直到18世纪才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比欧洲先进1000多年。在接下来的2000多年里,在很多层面上,中国儒家思想成为了一种维护天下秩序的传统。

小结一下:梅花牡丹精神,“礼义廉耻”的思想,它们就是形成于先秦时期并延续至今的中国人气质禀赋和民族精神及天下秩序观。

中西世界经济秩序观的

差异与调和

虽然去年出版的基辛格《世界秩序》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但在世界经济秩序观上,美英等国和中国之间至今依然很不相同。这也是今天中美之间在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很多方面发生冲突的根源。

西方人相信世界秩序建立在硬实力之上,软实力或道德说教需要硬实力为基础才能得以传播和扩散。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即为传统所称“天下观”。这种“天下观”过去强调的是礼义廉耻,现在倡导的是世界大同,是和谐、和平。在哲学层面,这表达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今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重要部分,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积极作用。尽管中国表示接受西方的世界秩序观,并积极致力于建立和维护世界经济秩序,但美国却坚信中国在挑战其世界经济秩序。

随着中国的复兴及其在世界经济秩序中所扮演角色日益重要,中国的世界经济秩序观更加举世瞩目。中国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是和现存世界经济体系竞争,更不是要取代现存世界经济体系,而是作为现存世界经济体系的补充。但美国却认为中国这样做是要另起炉灶,将以自己为中心的体系取代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因此美国相信中国在挑战现存世界经济体系,因此美国联合部分国家最近将达成所谓TPP协议。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对中国存在相当大的误解。中美两国完全可能共建一个世界经济秩序,以保护和增进各自的国家利益。而无论是维持现存世界经济秩序还是构建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其目标都是为了避免历史上不断重复的霸权战争,实现各国利益共存与世界和平。

中国正在倡导的“一带一路”,也是中国传统天下观的体现,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目的应是与各国相向而行,探索国际经贸合作及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对历史的不同解释使得在对中国人的天下观的认知上,一些国家产生了误解,以为中国要发展成为一个“强权”国家。但中国人则认为自己只是在试图按照历史文献的记载,保护祖传的权力免遭别国的侵犯。中国人从不会寻求占别国的便宜,只不过是要恢复曾遭西方殖民列强破坏的公正。中国人正在追求21世纪的民族复兴之梦,恢复中国失落很久的荣耀。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应当致力于帮助外部世界了解究竟什么是中国人的天下观,以得到邻国和国际社会的理解与响应。

而复兴中的中国,随着硬实力不断增强,毫无疑问也必须要求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更多适应自己的世界秩序观。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中华文明一直有自己的世界秩序定义,并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将自己的原则视为世界的普遍价值。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看不到西方秩序并不具有普遍性,冲突将不可避免地产生。

基辛格在他的《世界秩序》一书中也认为,不承认西方秩序并不具有普遍性,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后果;西方国家应当学会尊重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这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关键。

小结一下:中西世界经济秩序观并非不可调和,应在中国及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为实现互利共赢而趋于一致。

梅花牡丹精神

能否优化世界经济秩序

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观在当代世界已难以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拥护,歧见时常发生。长此以往必将造成更多利益失衡,酿成更多地区冲突,世界经济将更加失序。所以,有必要重构或优化世界经济秩序。基辛格曾主张在不放弃美国价值观基本内涵的前提下,使美国的世界秩序观较少利己性和威胁性,继续保持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权力和合法性。但问题是,美国的价值观如何适应当今新的世界秩序观?面对中国,美国如何继续主导世界秩序?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各国都很关注战后世界秩序的转型问题。重构世界秩序的条件正逐渐成熟。

但各国对战后世界秩序具有不同的认识。在经济秩序方面,中美俄等国各行其是,通过增加新机制、新规则引导世界经济秩序发生变化。中国在构建世界新秩序方面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基辛格认为,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距离西方的价值观最远。但历史上中国的秩序观并不挑战西方的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是非进攻性的,即使万里长城也是防御性的。中国人追求的是文化主导的心理优势。中国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都是逐步将它们“华夏化”。中国并不输出制度,而是吸引别国前来学习其制度。中国本身就是某种世界秩序,或者是更大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融入而不是挑战现有世界秩序,尤其在世界经济秩序观上与各国的共同点在不断增加,而不是减少。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经济大国,在21世纪世界经济体系中将发挥史无前例的作用。中国当前是世界经济秩序变化的主要推动力,中国主张对现有世界经济秩序进行必要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并不是要把美国主导的现有世界经济秩序推倒重来,而是希望为其提供一种补充和修正的可能性——用开放包容性去消解现有世界经济秩序的强制性,以渐进民主和平的方式推动世界经济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天下秩序的哲学是从理念出发,习惯于提出总原则和引导问题进程。比如中国强调的“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这一主张深刻体现着中国人的梅花与牡丹精神,也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

“梅花与牡丹”称谓与其说是花的名称,不如说是中国文化符号。牡丹千姿百态,是个体化多样化的代表。相对于观赏牡丹时的心灵品位,观赏梅花更多是一致性的审美体验。梅花自强不息、坚毅勇敢;牡丹则意味大气庄严、雍容富贵。梅花与牡丹,既是中国文化抽象性的代表,也是形象化代表。可以说,“梅花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而“牡丹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梅花与牡丹”精神正是中华文明的基因,是中华文化繁荣的历史根基和时代精神引领的出发点。

经贸充分互信被认为是现代国际经贸交往中一个较难达到的高境界,它强调消除疑虑,建立相互之间的充分信任。经过时间的考验,一旦有了充分互信,彼此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就容易解决。中国人梅花与牡丹的精神气质如果更多为世界所了解,将增强各国与中国经贸交往的互信。

小结一下:理解了梅花与牡丹精神,就能理解中国的复兴和中国经济繁荣发展对世界而言是空前利好的历史剧变,其所带来的世界经济秩序的重构,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就此意义来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需要中国的梅花牡丹精神。如果以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无论TPP或今后TTIP,都必然挡不住中国的“梅花与牡丹”融入世界经济新秩序。但中国学界在中国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方面如何提供更充分的理论准备,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重要问题。

(作者姚余栋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央行文联副主席,商灏为资深媒体人,文章观点并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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