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长的意义在于前进

作者：马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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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9-04-30 18:44:00

摘要：读《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

文/马良

   一个经济学家认真地研究经济增长很寻常，但是一个经济学家认真地研究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就不那么寻常了，当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本杰明·M·弗里德曼研究并创作《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一书时，他到底是要做论文还是真的担心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误读？
    当形容一个人物质生活上富有而精神生活上空虚时，尤其当他还有那么一点“道德败坏”时，我们常常说，“这个人穷得只剩下钱了”。
    金钱与道德，在普通人的概念里往往是对立的，充其量也是“非正相关”的，即一个人物质财富和他的道德水准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那么，经济增长和道德意义，为什么要被硬扯在一起？

道德与效率
    亚当·斯密也是这样想的，当我们都因为他的《国富论》、他的“看不见的手”而赞赏他时，他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经济学家，而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他甚至早于《国富论》17年前还写了另外一部巨著《道德情操论》。
    认为斯密只关心物质目的的观点是不对的，以前，我是这样思考《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关系的：即一个拥有更好道德的市场参与者们，将使得以“自私”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变得更有效率，因为道德将使得市场经济中的规则更加有效率，还因为道德将减少市场所不能克服的外部性问题。
    但是，当读到弗里德曼的《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对增长与道德的理解是那么肤浅。这本书的书名很普通，却很直接，也很实在，讲的就是经济增长所具有的和所带来的经济的道德后果，而不是像上面我所想到的道德带来的经济效率，即道德的经济意义。
    有意思的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作者丹尼尔·贝尔在谈到弗里德曼的这本书时，也提到了亚当·斯密来做比较：“（它）复兴了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骄人传统，展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曲面的经济增长观，并提出了其道德意义的正面前景。”
    那么，增长有什么道德意义呢？如果要让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是能给出一堆答案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增长的道德意义还是挺明显的，尽管有很多人“憎恨”着市场经济的不道德后果。
    我们可以罗列很多只追求GDP，不追求道德的行为的不良社会后果，但我们还是必须同时承认的是，追求GDP有更大的良好的道德意义，这样的事实已经在改革开放30年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提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20多年前，当我们还作为孩子在家门口的露天电影院里看一部国产电影的时候，是怎么也想不到20多年后，可以在鸟巢那样的一个建筑里看奥运会的。
    在回答“我们那么明确而极大地关注经济增长是否正确”的问题时，弗里德曼首先强调的也是增长的显而易见的意义：更长的预期寿命，更少的疾病，更低的婴儿死亡率和更少的营养不良。

增长与宽容
    但是，弗里德曼的问题马上转到了另外一边，如果“在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现今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水平之前，（以上内容）就基本上完成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追求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呢？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原因是，“我们对经济增长的传统思维没有反映增长或无增长对一个社会有意义的程度”。我们可以轻易地认识到更高的物质生活的好处，我们甚至也认识到一味追求增长，如工业化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副作用，如环境破坏，但是我们很少从道德的角度来考察经济增长。
    对于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弗里德曼的解释是强有力的：不断上升的生活标准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对人们如何生活所带来的具体改进，而且在于它如何形成一个民族的社会、政治和最终的道德品性。经济增长，不仅意味着明显的生活水平提升，还有形成更多的机会、对多样性的容忍、社会流动性、坚持公平以及对民主的尊崇。
    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弗里德曼对这个命题的论证是认真细致的，从经济史的角度，他为我们展示的其实是一个伴随经济增长的“民主的历程”。
    弗里德曼超越了经济学，研究了主要西方民主制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历史，特别是自内战后的美国，区分了一般生活水准上升的时期与普遍停滞的时期，以展示收入的提高如何使一个社会更加开放与民主。除了美国，弗里德曼还用专门的章节展示了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欧洲民主。
    弗里德曼同时还描述了经济增长在决定发展中国家给予其公民团体以最大自由中的作用。他认为，增长，而不仅仅是生活水准，是在第三世界形成政治与社会自由化的关键。他甚至警告说，即便是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一旦收入增长长期停滞，民主价值就会处于危险之中。
    增长是一种前进的感觉，一旦有足够多的公民失去他们在前进中的感觉，目前所拥有的富裕就并不能保证一个社会免于倒退到刚性与不容忍的状态。

市场与政策
    有论者认为：“弗里德曼论证了经济增长如何促进一个社会公民们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福利，驳斥了大众关于经济增长与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发展不一致的说法。”正因为经济增长具有的上述的道德意义，弗里德曼热切地关注对增长的要求，在他看来，“现在，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获得经济增长的前景都不确定”。
    这些还都是弗里德曼创作《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一书时的担心：过去20年欧洲核心国家的增长一直不令人满意；日本经济在停滞了10年后才刚开始增长；亚洲一些国家还没有完全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地区金融危机中恢复；许多拉美国家也面临着不确定的经济前景；非洲的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仍然极为贫穷。
    当时弗里德曼对美国的评价是——“美国也处于经济的十字路口”上。今天来看呢，增长不仅仅是一个问题了，而且还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美国作为风暴中心导演的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而引致的经济衰退，还远远没有结束。
    当然，一些危机总归是要平静下来的，但是弗里德曼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的诉求是永恒的。尤其是在分析美国人如何要提高自身的增长能力时，弗里德曼一再强调了提高储蓄率的紧迫性。
    的确，只有美国人增加储蓄率，才能保证一个更长期的经济增长，而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增长对于全球经济的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弗里德曼还积极地提出了原则上的四种可能提高美国经济增长的政策性方案：除了针对退休老人的项目外，节省政府的开支；提高税收；改造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增加美国储蓄的数量，从而使国家能够为适当的资本形成以及长期的政府赤字融资。
    从这样的解决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弗里德曼并不是标榜《国富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正因为处于道德的考虑，他并不认同“政府政策应该尽可能避免干扰私人的经济行为”的看法，因为经济增长的“正确”步伐并非就是市场自己表现的结果。
    相反，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增长不仅带来更高的私人收入，同时也带来使我们受益但市场并不给予其定价的更大的开放性、宽容和民主，而就这些未定价的收益超过任何可能引起的未定价的损害来说，市场力量本身将会系统性地产生过低的增长。”因此，政府决不能做袖手旁观者，仅仅让市场决定我们的经济是否增长。
    在弗里德曼眼中，美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全球性的道德意义，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何尝又不是呢？世界早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了。一句话，“增长，是必须的”，尤其是我们还不富裕。
    当经济增长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正是我们更好地反思和理解经济增长的时候，当然，我所说的绝不是通俗易懂的那种反思，而是弗里德曼所说的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