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著名教育学家 顾明远：教育问题是个社会问题

    前段时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引发热议。实际上，中国教育问题远不止高考，被关注的议题繁多而庞杂，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到学术教育，从大众教育到精英教育，不一而足。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著名教育学家顾明远先生。

高考改革的两个方向

    《华夏时报》：这次国务院深化招生考试改革的一些思路，是否符合你关于教育方面的理念？

    顾明远：是的。我不主张文理分科。中学是打基础的，打基础你要把文理都打好。我们现在的大学讲通识教育，很早就文理分科不好，分科后考什么，考生们就学什么，对学生们的全面发展不利。

    《华夏时报》：你觉得高考改革是朝着一个什么方向？

    顾明远：方向就是这次改革方案里面讲到的。一个是促进公平，一个是科学选才。30年前的高考500多万人才录取20多万，那还是一个比较精英教育的阶段，现在是一个大众教育阶段，全国高考录取率是76%，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有一个公平问题。取消加分的措施，就是促进公平。同时，我们还是要培养一批高精尖人才，不能说大家都上大学，都上一样的大学，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科学选才。

    《华夏时报》：贫困生在重点大学的比例在降低。高考对于家境不算好的孩子的上升空间不那么大了。

    顾明远：这次高考改革，特别强调要给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增加一些名额，给人口大省增加名额，这也是促进公平。但是社会有差异，社会资源有差异，绝对公平也做不到。农村地区毕竟跟城市的学生竞争力差得比较远。从培养人才来讲，我们还是要选拔基础好的学生，不能搞平均主义。现在的科学技术那么发达，如果没有一些高精尖的人才，我们的国家不能发展，结果就是贫困地区不能得到改善，所以还得有一部分基础好的人才，而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城市，所以也不能都拉平，拉平了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发展，这其中有一个平衡的问题。

    《华夏时报》：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各省之间、不同城市之间都有很大差别。你怎么看近些年有人倡导的教育平权活动？

    顾明远：这是个现象，因为毕竟北京、上海的基础教育比较好，考生比较多，大学也比较多，所以招生的名额也多。这种现象暂时还消灭不了，还不能完全平均主义。录取比例多是历史造成的，也是选拔人才所需要的。

    《华夏时报》：这符合公平的理念吗？

    顾明远：这有一个历史的原因，过去是城乡二元结构。现在要促进公平，就要增加大省人口的名额，农村地区专门有一些名额，现在逐步在改善。一开始很难说公平，因为过去的理念是精英教育。说到公平，打个比方，义务教育过去没有普及的时候，少数人上中学；现在已经普及，所以提出公平。这是一个进步，不是一个倒退。

    《华夏时报》：有一些人也说，北京学校多，但除一些北京市建设的学校，其他都是属于用全国的资源建设的学校，而最终在本地招生的名额是远远多于其他省份的。

    顾明远：这有当时的历史原因，当时北京的学生多上一些，对北京市的发展，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是有好处的。这次纲要里讲到要减少招收本地的学生，其实就是一个改革措施，不光是针对北京、上海，还有一些像武汉、西安等教育大省所在地区，都提出要减少本地的招生名额，这就是在逐渐地改。

科学选才的国际经验

    《华夏时报》：你是做比较研究教育的，在科学选才这块，其他国家有哪些可借鉴之处？

    顾明远：其他国家考虑到了学生平常的成绩。我们现在也在改，重视学业水平考试和平时的综合素质评价，要解决一张卷子定终生。但是，国外的选拔方式，很多我们做不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一是人口多，二是攀比文化，三是人情文化，四是没有诚信。比如说国外要求学生必须做多少时间的义工，但国内很难做得到，可能会产生弄虚作假，让居委会给盖个章了事。我们硬性的指标要多一点，软性的指标要少一点。因为社会还没有建立诚信，一改革，马上质疑就出来了，怀疑有暗箱操作。按理说，要选拔好人才，大学应该有自主权。但现在，老百姓不放心，我们只能是规定硬性的指标。我提议过应该让外语进行社会考试，但很多人不同意。有人提议外语不要计分，有个等级考试就行了，外语95分和90分有什么两样？但照这样讲，其他也都不应该计分，计分只能做一个参考，语文、数学的90分跟91分又有什么两样？但是在中国，就只能分分计较。

    《华夏时报》：那如何推进政策的改革？

    顾明远：自主招生还是保留了，但是缩小了，联考不让考了，要进行统一考试。另外，这次改革的一个亮点，也是现在大家议论最多的是，高考自由选择三门课。这三门不在统考里面，没关系，要选你的优势学科。大学的专业需要向社会公布，然后学生按照要求来考。如果招10个学生，来了20个，大学就要选优，这个是大学的自主，等于是把自主方式改变了一下。

    《华夏时报》：你觉得哪个国家在科学选才方面比较突出？

    顾明远：各个国家都有特点。比如日本是举办两次考试。第一次考试是全国统考，第二次是每个学校自己考。第一次考试达到要求以后再有第二次考试。比如你要考东京大学，就由东京大学来考，公立大学的要求很高，因为它学费低，竞争很激烈。如果考不上就去别的私立学校。美国是将统考作为一个参考，然后是学生申请，大学根据学生在校表现来挑选，大学的自主权比较大。

教育问题的社会因素

    《华夏时报》：有人认为中国大学重学术、轻技术，你怎么看？

    顾明远：其实专业选择在上大学之前就应解决，不是上大学后再来解决。上大学之前要考虑喜欢什么专业，喜欢动手还是学术，还要顾及就业的问题。国外也有这个问题，有些专业出来找工作有困难，有些就比较好。这是常态。有很多工作，就需要大学生，不需要研究生。还有像高级技工这样的人才，我国现在很需要，但是家长不愿意。我国职业教育最近这几年发展很快，但职业教育招不满学生。中国人有读书做官的思想，认为学而优则仕，不是学而优则工、学而优则农。

    《华夏时报》：你怎么看教育机构去行政化的问题？

    顾明远：在美国，也有人愿意当院长，因为可以拥有一定的权力去聘教师。但国内有些人的思维并不是这样。我听到有人说，中国的教育都是伪劣产品。因为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一起，问学生将来干什么，美国学生回答是要做什么事业，中国学生说我将来要当官、要挣钱。我认为，如果把脏水都泼在教育上，那谁还愿意当教师？这不是教育的问题，这是社会的问题。我们的教育从来没说让学生出来做官，恐怕家长的思想是个大问题。整个的社会风气也要反思。所以，很多问题都不是教育本身能够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