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失而求诸野

　　■姚胜

　　乾隆三十年（1765年）正月初一，朝鲜使臣身着盛装代表藩属朝鲜国王向上国清朝皇帝朝贺新春。使臣中有一个人叫洪大容，他敏锐地察觉到似乎有不少清朝官员向他们投射出很多异样的眼光。洪大容随后询问为何盯着他们看？清朝官员回答说，我们对你们的服饰衣帽很是好奇。洪大容不禁心头一动，追问道：我们的衣服跟你们比，怎么样？听到这句问话，清朝官员若有所思，沉默不语。回国后，洪大容记录下了这段对话，他不无骄傲地说，我们朝鲜国的衣服都是明朝遗制，中国人见到我们，或是相对惨怜或是含泪无语，其情甚戚。

　　如今时间过去了将近250年，中韩之间的交往已经深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民往来等各个层面。笔者曾于3年前赴韩国大学做过一年访问研究员，得以近距离观察韩国社会文化。在韩期间，笔者曾前往成均馆大学，观览过一次他们的祭孔大典。

　　“成均馆”就是韩国李氏朝鲜时期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中国汉唐的太学，明清的国子监。成均馆中有一座文庙，供奉着中国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及其弟子，并以朱熹等宋代大儒和李滉等朝鲜儒士配享。在这座文庙里，每年春秋两季分别举行一次祭孔大典，称为“释奠大祭”。释奠大祭一直沿袭中国宋礼的规范，其诵读祭文、焚香、叩拜、祭酒等程序以及乐舞、器物、服饰等保存得也较为完整，是韩国政府指定保护的第85号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韩国各地乡校，释奠也同步举行。

　　整个大祭，不仅在仪式感上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仪式上一名韩国女记者的采访也令本人五味杂陈。女记者得知我来自中国，特地不无自豪甚至略为得意地询问笔者对韩国的祭孔仪式怎么看？当时她的神色，想必与250年前洪大容询问清朝官员颇为相似。笔者当时多少也有点清朝官员面对朝鲜燕行使的尴尬。不过，此时之中国已非当时之清朝，笔者告诉记者：韩国的祭孔仪式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宋礼，这是由于李氏朝鲜始终如一地继承和发扬了宋代儒学的结果。对于中国而言，宋朝灭亡之后，又经历了元、明、清三代的更迭，这使得今日中国的祭孔仪式，则比较多地反映了清代制度，但同时对以前各朝各代的仪轨也有所保留。中韩两国在继承孔子以及发扬儒学方面，可以开展更为广泛与深入的交流……

　　为什么中国的儒学在宋代之后多有流变，而朝鲜儒学则始终保持着宋朝礼制呢？这得从头说起。

　　按照“周礼”五服制度，朝鲜差不多是距离中华最远的地区，几乎位于“荒服”之外。不过，中华文化尤其是其中在意识形态、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等领域居于核心地位的儒学，早在汉代就传入了朝鲜半岛。自5世纪起，朝鲜半岛进入了比较稳定发展的时期，一千多年的历史，大约只经历了高句丽、新罗、高丽和朝鲜四个朝代。这四个朝代国祚长久，并基本与中国各代王朝相始终。其中，高句丽对应北朝和隋唐，新罗对应唐宋，高丽对应元，朝鲜对应明清。无论中原王朝如何纷乱兴替，半岛内部基本不受大的影响，因而得以敬心虔诚地寻求教化，延绵不绝地获取滋养。

　　到了明朝，朝鲜除了语言不通及自为藩属不设郡县这两点之外，其他方面已经几乎与中国无异。儒学也不再是外来文化，而是完全融入朝鲜社会肌体的一种文化基因。众所周知，明朝儒学有一个“由理入心”的转变，但朝鲜儒学却仍然一以贯之地坚持了宋代儒学“理”的内核，并在继承发扬“理学”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所谓的“东国儒学”。东儒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李滉。

　　由于儒学已然成为朝鲜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一旦有人想在其中植入异质，就必然会遭到士绅的激烈反对。哪怕此人贵为国王。

　　从明朝中期开始，阳明心学逐步取代程朱理学而成为中国儒学的主流。明朝后期，中国儒学进一步佛、道合流，甚至出现李贽之类的“狂儒”。1644年，明朝灭亡，阳明心学也随之骤然衰落。清代儒学虽然一扫明儒浮华颓废之风，但受迫于异族统治的文字狱，而陷入故纸堆，繁琐考据不得自拔。清儒过于沉闷以及显著的“避世”特征，与宋儒积极“入世”及注重探索自然伦理与社会规范的特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当时的朝鲜人看来，真正传承中华文化、拥有儒学大宗和气度格局的不是清朝，而是朝鲜。

　　八旗铁骑横扫中原，汉人不得不易服色、改正朔，华夏尽陷于夷狄。这不仅对汉人，不啻为民族、文化、心理以及情感的一场天崩地坼；对明朝的附属国朝鲜而言，也同样如此。按照朝鲜人的观感，明清易代，意味着礼崩乐坏，满目腥膻，遍地蛮夷。从此，朝鲜使臣不再把出使中国看作“朝天”之旅，而是抹去了其中的感情色彩，简单地称之为“燕行”。文章开头讲的那段朝鲜使臣与清朝官员的对话，则正是他们这种心态的体现。此时距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已有一百二十余年，汉人已然淡忘亡国之恨后，尤其是当汉族士绅看到朝鲜使臣宽衣广袖的服饰，或是惊诧，或是自赧时，朝鲜以“小中华”自居的骄傲之情便油然而生。当然，“礼失而求诸野”这句话，也就在中朝两国士人心中时时浮现。

　　如果说，明清易代仅仅是改变了中国儒学的面貌的话，那么，近代西方给中国带来的科学技术、工业生产方式以及自由民主的文化生活，则给中国儒学造成了巨大冲击。与此同时，中国在应对西方冲击、挽救国家危亡中所采取的“打倒孔家店”等等过激做法则对中国儒学造成了破坏性的扫荡。最要命的是，极左的“文化大革命”和极右的“全盘西化”则差点令中国儒学陷入绝境。

　　朝鲜对儒学尤其是宋儒的继承与发展，则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当然，韩国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都市化、西方化对其本国的传统文化和儒学也造成了比较大的破坏。由于现代韩国取消了汉字教育和汉文使用，中年以下的韩国人基本不能识读汉文，更无法阅读他们古代同样称得上浩如烟海的、用汉文书写的文献典籍。如果说，古代朝鲜相对于中国来说是乡野的话，“礼”在韩国国内，也已失于都市，而必须求诸乡野。只是相对中国而言，韩国将经济发展和礼教的保存，比较好、比较集中地结合到了一起。这从韩国很流行的一句俏皮话上可以得到印证。韩国人常说：韩国的钱，都掌握在李家手里。韩国纸币一共四种面值，上印的全是李家的人，分别是：李裪、李滉、李珥以及李珥的母亲申师任堂。这四位，都是对儒学的发展与传播有大贡献的人。

　　思绪再回到那年的“释奠大祭”现场。当时笔者有幸遇到了一位贵宾，他就是“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子第79世孙——孔垂长。只不过令人唏嘘的是，这位奉祀官来自海峡对岸，而非海峡这边。

　　（作者为博士、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2010——2011年，韩国东国大学历史系访问研究员）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