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土地流转信托破冰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赵士勇 王剑飞 见习记者 王俊仙 无锡、合肥报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出的关于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信号让各地闻风而动。

   继中信信托在安徽宿州推出国内首单农村土地流转信托后，北京信托也迅速跟进，在江苏无锡阳山镇桃园村推出了首款土地流转信托产品。此外，11月20日，无锡国联信托也开始在阳山镇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国内不少信托公司已将目光投向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首批试点有233户加入，我们是挨家挨户地征求意见，必须100%的同意才能参与。”一位阳山镇政府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据其介绍，将农用土地经营权设计成信托产品，不但能够规避承包人的道德风险，而且农民在不失去土地经营权的同时，也能够获得稳定的土地财产收益。

   不过，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土地流转信托方式虽然看上去很美，但也并非所有地方都适用，如果不能因地制宜，那么依然要面临很大风险。

   阳山镇桃园村是闻名全国的“水蜜桃之乡”，“我们这儿的水蜜桃供不应求，一亩桃园一年收入能达到1.5万-2万元。”阳山镇副镇长李成强向本报记者介绍。

   如此高的种植效益，村民收入自然不差，比起其他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村，桃园村似乎并没有土地流转的迫切性，因此，之前村里最大的承包土地面积也只有八九十亩，那么为何要在这里试点土地流转呢？

   “种桃子虽然比种粮食挣钱多，但是愿意干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现在几乎都是老年人在干。”桃园村支书周建峰说。

   周建峰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他们村里总人口约4800人，根据新农保发放数据，60岁以上的有1270人，占村总人口比例逾1/4，而该数据还未考虑有企业社保等的退休人数。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进企事业单位工作，又不愿意看到父母这么辛苦，就把地租给亲戚朋友种。以前也有承包商过来租种，但是因为合同手续都不规范，经常为收益闹矛盾，村里还要为他们调解。”周建峰说，他在这个村里做了11年的书记，从两三年前起，就一直在想用什么方式能把土地集中利用，既能提高种植效益，又能规避风险。

   “之前我们也不懂什么信托，后来镇领导和北京信托的人跟我们讲解后才有点懂。”周建峰向记者回忆当初引入北京信托的情况时说道，“但做起来后没想到会有这样的轰动效应。”

   事实上，北京信托早已开始关注土地流转信托，今年8月份还发布了《中国土地信托流转实证研究报告》，主要针对各地现行的土地流转模式进行实证分析与比较。其总经理王晓龙此前公开表示：“北京信托拟正式推出土地流转信托，具体工作已经在北京、江苏、东北、河北等地推进。”

   北京信托一位参与过该计划的信托经理向记者表示，2013年9月初他们来到阳山镇商谈此事。在当地镇政府同意后，北京信托与桃园村开始商谈设计信托计划。据一位参与过谈判的村委会工作人士回忆，“当时关键的就是收益分配问题，农民、信托公司、受托人都想拿大头，比如村民代表就要求在未来的浮动收益中拿六成，信托公司要求拿15%，这么搞谁来承包呢？”

   最后经过反复谈判和讨价还价，北京信托和当地村镇的村民终于达成一致。

   根据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北京信托·土地信托之无锡桃园村项目》方案中约定，村民享受每年1700元/亩的固定收益，受托人（即承包人）获得每年浮动收益的70%，村民按照流转土地面积获得20%，信托公司留5%，村委会留4%，股份合作社留1%。

   按照信托计划工作流程，首先请国土部门测量土地，确权到户；村民以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出资，入股成立股份合作社，入股村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股权证书》；股份合作社在取得村民的土地流转权后，以财产权委托给北京信托设立“财产权信托”，再由北京信托将其委托给由该村5位种桃能手发起的“灵俊水蜜桃专业合作社”（下称“专业合作社”）进行经营管理，北京信托为加入股份合作社的村民颁发经监管部门批准的“土地收益凭证”。

   “土地信托是新事物，也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了动员大家加入，我们按家按户做工作，确保100%签字同意，最后有233户村民加入，流转土地159亩。”周建峰告诉记者，为了降低村民的风险，村里要求专业合作社先预付3年的固定收益到村委会账上，而且镇政府还出具保证书，如果经营中出现问题，由镇政府负责。

   据了解，为了监督专业合作社的经营，北京信托每年还要派专业的审计人员来对专业合作社账目进行审计，镇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也会负责对专业合作社的指导和监督。

   据上述北京信托人士透露，在桃园村项目之后，他们还计划在江苏等地推进3万亩土地流转信托。而前去阳山镇考察的国联信托人士也表示，他们不排除也会选择合适的地方推进此类项目。

   “桃园村的土地流转信托模式具有先进性，既可以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又可以引入有资金实力、技术实力、管理等能力的第三方，从而实现现代化经营目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研究室主任张占录指出，这种模式一旦看到成效，在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下有很广阔的前景，而且可以作为一种很重要的农业流转的方式进行推广。

   而对于周建峰来说，桃园村模式最重要的是保证农民不失去土地，“这个受益凭证就是村民自己的财产可以抵押和转让，但是仅限于流转给本村村民和村委会，流转给外地人需村民代表大会决议通过。”  

   那么是不是所有地方土地都能以信托方式进行推广呢？本报记者采访到的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均表示推广应谨慎。

    “这个必须因地制宜，不能简单复制。”周建峰认为，“我们这儿的水蜜桃每亩产值比较高，所以村民、信托公司、专业合作社都能获得较高的利润，但如果利润太少，就没有合作的积极性。”

   而上述北京信托人士也表示：“推广的时候，我们不会拘泥于某一种方式，而是会因地制宜。桃园村这个项目收益是比较低的，因为这是第一单有它的特殊性，所以这样的收益规划没有可比性，也是不能推广的。”

   实际上，对于此项目的关键环节——信托公司来说，在其中获得的收益并不大，即便以亩产值15000元测算，去除给村民的1700元固定收益，留给信托公司的5%也就665元，159亩合计10.57万元，而这点钱对于动辄一单产品利润以百万计的信托公司来说，几乎看不上眼。

   “信托公司做土地流转并不会比做别的项目收入高，而且信托手续很麻烦，那为何那么多信托要介入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专家杨遴杰认为，“其实他们就是卡着政策的点，希望通过信托签订一些合同，如果以后改变土地用途（譬如遇到城市扩张或者某些工程占用），信托就能从这中间分到很多利益。”

   杨遴杰也提醒，“由于签订的信托具体内容并不公开，所以要注意以后土地用途或者规划变化时，这些流转土地的收益是如何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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