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国家的贫富差距问题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3-09-23 01:09:00
摘要：最大的问题不是贫富差距本身，而是这种差距是如何造成的，以及如何缓解和弥补。
最近，一份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国巴黎经济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共同主持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2012年美国最富裕1%家庭收入占全国家庭收入的19%，为1928年以来的最高；最富裕10%家庭的收入则占全国家庭收入的48．2%，创下史上最高纪录。
报告还显示，这种严重的贫富差距还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2012年1%最富有美国人的税前年收入增长了近20%，而其余99%的人口收入增长平均仅为1%；再把时间拉长到2009年到2012年间，就在金融危机最如火如荼的这几年里，最富有的1%美国人的收入增长了31.4%，而剩余99%的人收入仅仅增长了0.4%。
与这组数字相对应，8月份盖洛普的民调也显示，20%也就是6000万美国人称，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缺乏足够的钱去购买家庭所需食物”。而两年前的2011年8月，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有4600万人靠政府发放的食品券度日。在这种情况下，食品已经成为一个区分阶级的重要标志，一个美国人的身材大致能反映这个人的经济地位：最新鲜、最有营养的食品是富人和精英的专利，低收入家庭则通常吃蛋糕、汉堡一类高热量的食品，因为它们便宜，并且味道还不错。这就导致穷人更容易肥胖。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赢家通吃”的经济体，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这种“财富集中在最上层的塔尖上”的情况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也曾存在过，那就是著名的“镀金时代”，当时控制塔尖的是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和J．P．摩根等工业巨子。1929年，收入最高的2.5%的人拥有美国1/3的收入。当年10月，就发生了迄今为止美国历史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就是“大萧条”。而在危机中上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比如反垄断、建立全民社会福利网、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等，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从而奠定了美国后来长治久安的基础。
从1960年一直到1980年，美国的贫富差距有所增加，但一直没有再达到1929年的水平。但到了1990年，美国的贫富差距再次接近并局部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到互联网泡沫破裂的2001年，美国的贫富差距更是全面超越了1929年，最近十来年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对于这种现象，经济学人们莫衷一是，但都承认和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普及有很大关系，因为它们导致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变化：
首先是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大大下降，其次是各产业对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力需求上升，而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需求不断下降。这两种变化都会造成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而且，互联网和知识经济产业利润极大，创造的就业却不多，这使得财富更加集中。Facebook上市后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但只雇用不到3000人，而传统制造业的代表通用汽车市值为350亿美元，却在美国本土雇用了7.7万人，在全球雇用了21万人。2009年“创意阶级”占美国劳动力人数的32.1%，而低报酬的服务业岗位仍占到45%。
而这种知识和创造力的差距，又来源于教育的不平等。教育的不平等，则和经济地位有莫大的关系：好的学校一般位于好的社区，而这里的房子一般都很贵。再加上教师工会强大、几乎很难炒掉不胜任的老师等原因，美国贫穷阶层所能接受的基础教育，其水准一直在下降。这就使得穷人要靠教育改变命运变得难上加难。
这些年，美国的当政者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些旨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比如克林顿时期提高了最低工资，奥巴马则提高了资本利得税，但是，这些政策与1929年大危机之后的政策调整相比，力度太小。
就拿金融危机后千呼万唤的金融改革来说，在两党的讨价还价和利益集团的游说之下，最终通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保护法》可谓雷声大雨点小，对金融机构做了大量妥协，回避了导致金融危机的很多根本性问题，比如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可以轻易分配收益，却在危机时无法分配应有的责任与后果的问题等。由于没有找到弥补漏洞的办法，以至于雷曼兄弟倒台5年后的今天，金融高管继续坐领巨额红利，“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则不断扩大业务和资产规模，一切如常，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而那些从兜售衍生金融产品中获利、从而给世界带来滔天巨祸的美国各大金融机构负责人，全部在法律面前全身而退，没有人为造成如此巨大且深远的灾害而坐牢。
面对美国历史上第二大的经济危机，在应该进行的改革面前畏首畏脚，瞻前顾后，这是奥巴马施政的最大问题，对美国的国运来说，这也绝对是一个不祥之兆。但事情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尽管美国的贫富差距如此之大，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仇富的心态。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去年曾就美国民众如何看待富人做过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9%的受访者表示富人的存在很正常，15%的人认为他们羡慕富人，只有3%的人表示憎恶富人。同样，根据去年11月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只有17%的美国人认为要求政府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和减少财富的不平等是特别重要的事；而其他80%的人关心的是如何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
美国人之所以不仇富，首先是因为美国人崇尚自由竞争，坚信每个人应该为自己负责，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美国人的基因里去了，他们不会把自己的不幸怪罪到别人头上，因此普遍不赞成通过税收等强制手段来缩小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美国富人的发家史基本上是清白的。1916年，最富有的人只有1/5的收入来自于工作报酬，2004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5。近十年来美国涌现的互联网新贵，比如盖茨、扎克伯格等，也都是靠自己的技术和创意赚钱，其中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因此大家也都心服口服。
但在中国，这两个条件都不存在：中国社会有深远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富人的发家往往有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很难让人相信完全是个人奋斗的结果。这样一来，虽然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比美国低，但贫富差距带来的民情的汹涌程度和对社会稳定的危害程度却远超美国。因此，最大的问题不是贫富差距本身，而是这种差距是如何造成的，以及如何缓解和弥补。对于中国来说，既然差距已经造成，缓解和弥补就迫在眉睫。
报告还显示，这种严重的贫富差距还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2012年1%最富有美国人的税前年收入增长了近20%，而其余99%的人口收入增长平均仅为1%；再把时间拉长到2009年到2012年间，就在金融危机最如火如荼的这几年里，最富有的1%美国人的收入增长了31.4%，而剩余99%的人收入仅仅增长了0.4%。
与这组数字相对应，8月份盖洛普的民调也显示，20%也就是6000万美国人称，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缺乏足够的钱去购买家庭所需食物”。而两年前的2011年8月，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有4600万人靠政府发放的食品券度日。在这种情况下，食品已经成为一个区分阶级的重要标志，一个美国人的身材大致能反映这个人的经济地位：最新鲜、最有营养的食品是富人和精英的专利，低收入家庭则通常吃蛋糕、汉堡一类高热量的食品，因为它们便宜，并且味道还不错。这就导致穷人更容易肥胖。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赢家通吃”的经济体，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这种“财富集中在最上层的塔尖上”的情况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也曾存在过，那就是著名的“镀金时代”，当时控制塔尖的是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和J．P．摩根等工业巨子。1929年，收入最高的2.5%的人拥有美国1/3的收入。当年10月，就发生了迄今为止美国历史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就是“大萧条”。而在危机中上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比如反垄断、建立全民社会福利网、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等，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从而奠定了美国后来长治久安的基础。
从1960年一直到1980年，美国的贫富差距有所增加，但一直没有再达到1929年的水平。但到了1990年，美国的贫富差距再次接近并局部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到互联网泡沫破裂的2001年，美国的贫富差距更是全面超越了1929年，最近十来年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对于这种现象，经济学人们莫衷一是，但都承认和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普及有很大关系，因为它们导致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变化：
首先是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大大下降，其次是各产业对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力需求上升，而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需求不断下降。这两种变化都会造成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而且，互联网和知识经济产业利润极大，创造的就业却不多，这使得财富更加集中。Facebook上市后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但只雇用不到3000人，而传统制造业的代表通用汽车市值为350亿美元，却在美国本土雇用了7.7万人，在全球雇用了21万人。2009年“创意阶级”占美国劳动力人数的32.1%，而低报酬的服务业岗位仍占到45%。
而这种知识和创造力的差距，又来源于教育的不平等。教育的不平等，则和经济地位有莫大的关系：好的学校一般位于好的社区，而这里的房子一般都很贵。再加上教师工会强大、几乎很难炒掉不胜任的老师等原因，美国贫穷阶层所能接受的基础教育，其水准一直在下降。这就使得穷人要靠教育改变命运变得难上加难。
这些年，美国的当政者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些旨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比如克林顿时期提高了最低工资，奥巴马则提高了资本利得税，但是，这些政策与1929年大危机之后的政策调整相比，力度太小。
就拿金融危机后千呼万唤的金融改革来说，在两党的讨价还价和利益集团的游说之下，最终通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保护法》可谓雷声大雨点小，对金融机构做了大量妥协，回避了导致金融危机的很多根本性问题，比如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可以轻易分配收益，却在危机时无法分配应有的责任与后果的问题等。由于没有找到弥补漏洞的办法，以至于雷曼兄弟倒台5年后的今天，金融高管继续坐领巨额红利，“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则不断扩大业务和资产规模，一切如常，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而那些从兜售衍生金融产品中获利、从而给世界带来滔天巨祸的美国各大金融机构负责人，全部在法律面前全身而退，没有人为造成如此巨大且深远的灾害而坐牢。
面对美国历史上第二大的经济危机，在应该进行的改革面前畏首畏脚，瞻前顾后，这是奥巴马施政的最大问题，对美国的国运来说，这也绝对是一个不祥之兆。但事情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尽管美国的贫富差距如此之大，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仇富的心态。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去年曾就美国民众如何看待富人做过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9%的受访者表示富人的存在很正常，15%的人认为他们羡慕富人，只有3%的人表示憎恶富人。同样，根据去年11月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只有17%的美国人认为要求政府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和减少财富的不平等是特别重要的事；而其他80%的人关心的是如何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
美国人之所以不仇富，首先是因为美国人崇尚自由竞争，坚信每个人应该为自己负责，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美国人的基因里去了，他们不会把自己的不幸怪罪到别人头上，因此普遍不赞成通过税收等强制手段来缩小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美国富人的发家史基本上是清白的。1916年，最富有的人只有1/5的收入来自于工作报酬，2004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5。近十年来美国涌现的互联网新贵，比如盖茨、扎克伯格等，也都是靠自己的技术和创意赚钱，其中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因此大家也都心服口服。
但在中国，这两个条件都不存在：中国社会有深远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富人的发家往往有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很难让人相信完全是个人奋斗的结果。这样一来，虽然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比美国低，但贫富差距带来的民情的汹涌程度和对社会稳定的危害程度却远超美国。因此，最大的问题不是贫富差距本身，而是这种差距是如何造成的，以及如何缓解和弥补。对于中国来说，既然差距已经造成，缓解和弥补就迫在眉睫。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