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第二次建国”？

    8月25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开启对中国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新加坡总理的首次访问，也是李显龙自2004年担任新加坡总理以来第四次访华。外界有声音表示，此次访华将把中新关系带到新的高度。
    而就在此次访华的前几天，8月18日，新加坡举行了建国48周年群众大会。这是新加坡一年一度的活动，自2001年以来一直在气派非凡的国立大学文化中心举行，此次则一改惯例，第一次在工艺教育学院举行。国立大学是新加坡精英教育的标志，只有最好的学生才能入读；工艺教育学院则是技校，按照新加坡约定俗成的标准，这是无望入读大学的失败者无可奈何的去处。而在随后的演讲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并没有像往年一样长篇累牍地讨论经济现状、前景或国家的竞争力，或通过评点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政绩和能力来激励新加坡人，而是讲述了小贩李太太和一位帮助穷人的慈善家的故事，借以和民众拉近距离。
    大会上公布的一系列扶助弱势群体的政策，更是让人耳目一新：提高购屋津贴，确保每个有工作的新加坡家庭都负担得起一间组屋——月入1000元的家庭，负担得起两房式组屋；月入2000元家庭，买得起三房式组屋；月入4000元家庭，供得起四房式组屋。取消医疗保险的90岁受保年龄顶限，改为全民医保。鉴于很多小学优先录取校友的后代和近亲属，要求每所小学预留40个小一学额给学校关系圈外的学生，等等。
    从形式到内容，今年的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明显地从以往的精英主义路线上后退了，这表明新加坡政府的管制思维出现了重大调整：从以往主要强调个人在自身发展上的责任，到要求民间团体和政府在照顾个人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不让任何人单独面对无常的人生。新加坡舆论认为，这一政策调整体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转移”，更有人将之拔高到“第二次建国”这样的高度。
    而新加坡的“第一次建国”，也就是从1965年9月8日被马来西亚赶出来时的那个资源匮乏的弹丸之地，变成亚洲人均GDP最高、廉洁有效率的现代法治国家，这个过程，离不开李光耀的全力擎画。李光耀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并于1946至1950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就读，他本人厌恶贪污，讲求秩序，严于律己，强调人应该自强不息，自己为自己负责；另外，李光耀对优生学深信不疑：人的智商和能力80%是天赋决定的，因此，人生而不平等，再多的社会工程学或政府干预也无济于事。政府政策顶多让大家在起跑点获得平等的机会，却无法确保公平的结果。解决办法是创造有利条件让最能干者可以大展拳脚，从而为大众制造工作机会，然后再重新分配盈余，让能力较低者受惠。
    另外，对西方的福利国家制度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李光耀也怀有本能的警惕，他认为对新加坡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生存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城市国家而言，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而不是产品分配。因为在没有充足的社会财富的情况下，分配得再公平也没有意义。
    这些在很多人看来不够政治正确的理论，成了新加坡精英主义治国方略和很多公共政策的起点：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每隔两三年就依据考试成绩对学生分流，经过多次分流后，到中学毕业时，有10%左右的学生可以拿到政府的奖学金到名牌大学深造，学成归来后是各个机构的重点培养对象，未来的部长和议员基本都从这些人里产生；50%中级水平的学生可以进入一般大学，将来从事一般管理工作；剩下的40%被安排读技校，确保有一技之长。
    没有退休金，只设立中央公积金制度，雇主和雇员必须按雇员月薪的一定比例缴纳公积金，退休时一次性发给本人，也就是说，你的退休生活质量取决于你工作时积攒了多少钱，和政府无关。连新加坡的公交车付费制度，也充满了个人为自己负责的味道：上下车都要刷卡，上车先刷掉全程的车费，下车再扣，如果你下车时忘了刷卡，就一定会蒙受损失。
    这样一些别具一格的制度设计，确实造就了新加坡的成功：政府的廉洁高效远近闻名，哪怕是淡马锡这样的国有企业也保持了很强的竞争力，每个人都被迫力争上游，这保证了社会的活力。但久而久之，这一套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学生小小年纪就被分流，贴上标签，容易伤害自尊心，尤其是对那些开窍晚的男生不公平，也无形中浪费了一些人才；完全以分数作为评判好坏的标准，这种现代的科举制度早已经过时；选拔出来的人才日益同质化，经历也大致相同，未必能适应互联网时代对差异和创意的需要；对成绩好的另眼相看，重点栽培，最后拿高薪，而资质一般的一生都只能从事低收入的工作，会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让后者心生怨恨；过分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就意味着有些人注定会在竞争中被落下，新加坡的基尼系数因此达到了0.48的高水平，在发达经济体中排第二；没有退休保障，公积金一旦花完，很多70多岁的老人家被迫在市场上收碗碟或卖汽水，晚景凄凉，而医保只保到90岁，活得太久还可能会面临无钱看病的问题……
    这些政策积累下来的弊端，在2011年的大选中集中爆发了，那一次，人民行动党虽然仍获得了八成的议席，但得票率为史上最低。应该说，行动党面临挑战，但还远未到要失去执政地位的程度，但行动党内部的危机意识出乎意料地强烈。从那时以来的两年间，新加坡政府对现行政策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和检讨。2011年5月新内阁组成后，首次向造成治理困境的部长实行问责；2012年10月，政府成立了“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掀开了与民共商国策的新历程。李显龙此次的演讲，是这一过程的高潮和总结。如果说新加坡的“第一次建国”主要是创造财富、强调经济增长的话，那么“第二次建国”就是要从体制上确保重新分配，缩短贫富差距。
    当然，此次的调整并不公开意味着新加坡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在李显龙的演讲之后，副总理尚达曼特别强调，政府只是有针对性地帮助最有需要的民众，而不是一律帮助所有人。一律让所有人都得到福利，是浪费资源和不公平的做法，而且福利一旦给了人民，就很难收回；政府的目的是支持人民自食其力，这听起来虽然是种悖论，但这必须是一种贯彻所有社会政策的悖论。他还特别指出，确保这些社会政策能长远惠及未来世代，而不是只着眼两三届的选举任期。
    应该说，新加坡政府是把过往的精英主义和过分强调竞争的路线，和一些扶助弱势群体的政策做一种平衡与调和，前者仍是底色，只是后者的分量在加大。这样做能否成功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只是环顾世界，在施政往往被既得利益绑架的当下，这种未雨绸缪、时时注意看人民的脸色、有勇气不断修正自己的执政理念和自觉，可以说是难能可贵。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