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质疑的奴性

    媒体界和读书界对“木心潮”的绝地反击还没有落定，教授们又忙着出来质疑董桥了。其实关于董桥文章价值的争论，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创作界就曾小范围地展开过。只不过，那时传媒工业没有像今天这样急切，所以，终于没在作家走红的时候酿成话题热点。
    从木心到董桥
    喜欢董桥的人说董桥博学、通达，不喜欢董桥的人嫌他文句雕琢、掉书袋，还中、英文夹杂，迹近于那些出生在欧美、中文又不太精的第二三代华人移民的“香蕉人”做派。两个阵营的意见都有些道理。
    董桥确实有学问，也确实在文句上过于用力，时不时中、英夹杂着掉“三明治”书袋。在董桥的写作和审美理念里，恐怕炼好句子，文辞精致，是做文章最至关重要的事情，而写好文章，又是他身为作家最重要的事情。这本就是匠人的追求、艺术家式的痴望。对不对并不重要。难得的在于是汉语散文（尤其是内地的散文）在粗糙了半个多世纪后，又出来一位明目张胆追求精致的写家。而董桥偏偏又博学，看世相、变迁——尤其是涉及知识领域的世相、变迁，也还通达。这又使他的读者兼跨了喜欢文句和喜欢内容这两批人，远超出了寻常的散文作家。
    喜欢董桥的人，多是散文的爱好者。这些人文化人居多，有相当多还崇尚述而不作，他们对那些消耗作者体力与灵魂的文体，如现代诗（这跟大家平时说的古诗词与新诗是两路东西）、小说、剧作……都未必太感兴趣，而对哲学、美学、圣经、金庸之类读物倒说不定青睐，听音乐时喜欢听张国荣胜过披头士，喜欢听布拉姆斯胜过贝多芬。质疑董桥的人，则显然不是散文或文章至上的那部分读者。他们对文章载道、喻世的兴趣，要远超对文句的把玩。不少人又没能像董桥先生那样——长期置身于一个把英语和汉语都同样看做是自己写作资源的环境下，这些人本来就轻视或根本看不到技艺对文学的妙处，一旦再在书里找不到自己要寻的真理、真谛，怒而骂娘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读书人原是最狭隘和粗鄙之人，依性情而做出过火痴事的比比皆是，过去因为是剥削阶级，劳动人民又靠近不了他们，难免神化了。这方面，批评董桥的人、支持董桥的人，原都和董桥是同一类型的痴人。
    董桥当然不是伟大的作家，因为散文从来不是成就作者伟大的平台。伟大的散文，有许多是因为作者伟大才得以传世，比如中外的君主、政治家、史学家或诗人、小说家，甚至科学家、演员，却很少有专门写散文的作家被称作文豪的。周作人如果没有在五四启蒙中做过贡献，光凭小品文，相信很少人会把他归为文豪。同样，朱自清写了那么多我们从小就读的文章，后来的文化人为什么还敢有眼无珠地去贬低他？这是出于同样的文体逻辑。也正是如此，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废名、许地山和木心们，才会在散文之外，勉力去写小说，乃至童话。
    今天致力于打破董桥神话、木心神话的人，文学动机未必不好，但也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命题供我们思考：因为文学在追求伟大的同时，未尝不在呼唤丰富性与精致。我们难道永远是一根筋地只要一种么？请记住：每位构成美学关注的作家都没有原罪。有原罪的或许倒是引发那些关注与议论的环境。
    “在世的不朽者”
    “不朽者”在本文里当然是个修饰性用语。它主要还是用来说那些创造出有效的、个人特色鲜明的美学的艺术家。当代人如何对待健在的、这一类型的创作者？这似乎历来就是个问题。公然不承认——是大多数时代的通例，比如梵·高的待遇、爱伦·坡的待遇；把一吹成十、乃至“唯一”又是一种，比如穆旦、海子、王小波；在大、小吵闹中的起起落落，比如前面提到的两位，又比如当代诗歌中的伊沙、小说里的莫言……
    记得几个月前莫言刚得诺贝尔奖时，有小说界的同行愤愤地说：中国像莫言这个级别的作家还有十个！我对近十几年追着影视跑的内地小说格局不甚了解，但我知道即便跟莫言同一水准的作家有两万个，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就已足以把莫言和那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同行分开了。“中国内地作家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标！这个地标，远在法国的高行健拿不走，内地其他同行的妒忌也无济于事。
    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后，所获得的质疑多数都来自获奖者的祖国。这是来自诺奖委员会的总结。为什么只有文学奖会这样？因为对艺术的评判和理解都是主观的。唯一的区别，也不过是判断者智慧的高下。莫言获奖后所受到的这种舆论煎熬，正在于这种主观与高下的存在。
    质疑莫言的人，即便真举出十个“水平相近”的名字，恐怕还是举不出另一部在震撼力、前卫性和想象力上接近《红高粱》的作品。《白鹿原》么？《平凡的世界》么？对不起，后两部在美学上的对手，我认为应该是《创业史》和《艳阳天》。所以，莫言是不是“另一个福克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完全承担了辛克莱·刘易斯在美国文学史、部分承担了普宁在俄苏文学史上的夺标使命。一种文学语言的荣誉当然不是靠获奖来单纯支撑的，但——在我们这个对想象力无限挤压的市场环境下，同行、读者和媒体难道应该为中国文学一个奖都没得去欢呼吗？
    如果说，人们要因为其作品中太少能看到“面向现世的承担”或“一部分学养上的粗陋”便去大张旗鼓地否定董桥和木心作品追求精致这一面的价值；要因为莫言没有把小说写成上访报告或某些在读书界口碑颇高、但虚构成分却极浓的“回忆文学”，便去责难经受了现代主义以来文学熏陶的、苦心耕耘了数十年的作家，为什么不去遵循小靳庄或《天安门诗抄》那样的“拟文学”创作思维？那我只能说，今天这个娱乐时代的读者与媒体，对待文学太缺乏包容度和敬畏之心了。他们应该把买书所花的那三四十块钱省下来，留着去做足疗保健。因为这些人是想找舒服来的，而不是为了通过有时愉快、有时并不愉快的阅读，去拓展自己对尘世与心灵的理解，进而认识和改变自身的狭隘！
    能不能善待那些“在世的不朽者”以及他们的作品？
    能不能在评判文学和艺术的时候，不把那些截然不同的作品，都放进一个单一的美学乃至意识形态的篮子？
    这是过往这些年大家早该完成、但却一直未能完成的理智教育。希望大家在吹毛求疵、寻求尽善尽美偶像的奴性道路上，尽早把它补上吧。 （作者为诗人、文化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