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善”有时不是恶

    从历史上看，可以说，民主的历程是一个选民被政客“骗大”的过程。政治人物向选民承诺他们想要的东西，以争取他们的选票，但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法兑现或充分兑现承诺。不断的承诺和几乎可以预料的拙于兑现，周而复始地把选民“骗”得成熟起来。
    然而，这不等于说选民应该再也不相信任何政客，而是说，即使有了被“骗”的经验，在宪政法治和民主选举制度里，选民们仍然可以对政治人物保持一种审慎的信任。如果一国人民不能对政治人物保持这样的信任，整个社会便会陷入彻底的犬儒主义之中，既失去了期待改革的希望，也放弃了监督政治人物的责任。
    公民政治成熟的同时表现为对政治人物和对大众犬儒主义的双重警惕，美国选民如何对待被“骗”的经验便是一个例子。在一般美国选民看来，政治家拙于兑现承诺，与其说是“欺骗”，不如说是“伪善”。这是因为，说一个人欺骗你，你必须证明他从一开始就有行骗的意向和动机，而在能确证这一点之前，你不能指摘做承诺的人是欺骗。这和法律审判的无罪推定是同一个道理。
    “伪善”与“欺骗”不同，它不是一种道德指责，而更是一个事实陈述。一个人说的与做的不一样，这是可以用事实来证明的。如果说“欺骗”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罪恶，那么“伪善”则是一种尚可体谅的过失。许多美国人甚至把“伪善”看做政治家的一种不无公共效益的过失。美国人怎么这么能容忍政客的“伪善”呢？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公共政策教授雷奇在《伪善赞》中给出了一个解答。他写道：“2000年总统选举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伪善’的一次大选。但这没有什么。提倡进步理想的‘伪善’不是一桩罪恶，它可以成为改革的先导。”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大谈教育，而他自己在得克萨斯州的教育却几乎是美国最差的；他大谈公正社会，但却给在1990年代财产快速积聚的富人减税。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大谈选举资金改革，但他自己的竞选班子却在钻着选举法规的漏洞；他说自己站在无权者一边，但并不坚持在全球贸易协定中保障劳工的利益。
    政治家们在竞选时提出顺应民意的主张、诉求和承诺，是为了争取选票，也因此卷入与政治对手的攻防战。这是民主制度中不同政治势力间的影响力制衡作用所致。政治学家菲奥里那等人在《美国的新民主》一书中写道：“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以争取选票为目的来形成提议，……如果他们当选后能够兑现承诺，就会让对手没有挑战的机会；如果不能兑现承诺，则会给对手提供攻击的弹药。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公众舆论、媒体和频繁的选举压力，这些便是现代美国政治压力的基本元素。”
    美国是全世界民主选举最为频繁的国家，因此也是对政治人物快速兑现承诺压力最大的国家。在美国，200多年的民主发展趋势使兑现承诺的压力不断增加，因为人民越来越直接参与各种选举，而选举则越来越频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尤其如此。
    美国的选举次数和由选举产生的官员人数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由选举产生的官员人数达50万，也就是每500个美国人就有一个民选官员。美国的总统选举每四年一次，国会选举每两年一次，其中一次选举产生总统和副总统，100位参议员和435位众议员，受人瞩目，但只不过是美国选举的冰山一角。
    美国各州有自己的选举，产生州长、副州长、州议会成员等等。即便是独立于政治的司法制度也受选举的影响，美国50个州中，有37个州的部分法官是由选举产生的，全美国有超过1000名州法官和大约15000名市、县法官或其他法庭人员是由选举产生的。如果选民不满意当选官员的作为，他们可以举行“罢免选举”，在官员任期之内就将他们罢免。
    美国确实有不相信选举能够带来改变的选民，他们对任何政治人物都不信任，认为当官的没好人，所以投不投票都一样。但是，绝大多数选民并不赞同这种政治犬儒主义。他们并不天真，不会政客说什么就相信什么。然而，他们对政客的承诺抱的是合理、谨慎的怀疑，而不是先入为主地认定候选人肯定是在行骗，根本就不打算兑现。
    只有在一个民主制度中，选民才能比较宽容地看待政治人物可能的“伪善”，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选民知道，既然是自由的选举，他们自己就必须对选举结果负责，如果选出的是一个“伪善”的官员，那么他的“伪善”就是选民为自由选择付出的代价。第二，他们并不太计较不理想的选举结果，因为不久后又会再次有选举的机会。他们对候选人不事先怀疑，是因为事后可以跟他们结账。政治人物也清楚这一点，所以说了的话，一般会努力去兑现。这种情况与在专制制度下正好相反，专制制度的弊病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政治人物不用为自己的承诺负责。另一方面，民众不信任他们，即使在他们释放出改革信息的时候，也会觉得他们善而近伪，要么彻底怀疑其诚意，要么以犬儒心态去猜度其欺骗动机。民主政治比较能够有效维护社会必需的信任机制和官民沟通，与自由的公民选举能够定期筛除“伪善”的政治人物是分不开的。
(作者为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