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是如何定义的

    自从布克哈特的经典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问世以后，人文主义便成为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常用的说法。“人文”有不同的侧重，有的用它来泛指人的尊严，用以区别中世纪以上帝为中心和文艺复兴以人为中心。有的用它来指人文学者们所传授的课目，也就是“人文学科”——历史、伦理、诗歌和修辞。这四门课是西塞罗和其他罗马学者认为特别“人文”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延续了这一看法。他们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于人有言论，并能区分是非。
    有所言论不只是开口发声和说话，而且更是用以区分是非，对错的言语行为，这就需要人能够积极思考和独立判断。言论因此成为一种寻求真理和真实的知识形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拒绝中世纪的经院主义，针对的是它的语言和它的逻辑。经院主义的语言缺乏古典的文明气息，因此而粗鲁野蛮，它的逻辑枯燥无味，少有变通，无以应对人生复杂的伦理问题。人文主义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语言，认为语言不只是一种交际手段，而且是一种体现人的尊严的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的形式。这样的语言当然不是在权力逼迫下的违心之言，而是自由的言论。
    英国历史学家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传统》一书中把“人文主义”看做是一个新的“知识运动”，“人文主义指的基本上是古典学问，即阅读、理解和欣赏古代世界作品的能力”。因此便有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三个主要主要特征：“其一，它摒弃了中世纪学校所设立的神学、法律、医学上的专业训练重点，代之以一种奠立于道德哲学和掌握修辞学基础上的自由教育。真正有教养的人，不只是对学问有熟练的掌握，而且是在困难的社会环境中能够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其二，人文主义特别强调拉丁语和古典作家的重要性。他们是修辞的典范、智慧的源泉，给大众提供除宗教本身以外的尽可能好的生活指南。其三，人文主义肯定人通过教育和学习来自我完善的可能性。理想地说，个人应当最充分地发展人所有的特定才能——身体的、精神的与审美的潜能。”这三个特征都能体现在个人话语中那种自由精神、独立意志、道德判断和文化修养。
    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对自由言论能实现人的尊严和自我价值有过经典的论述。他在《论出版自由》中回顾了古典时代的言论状况。希腊的雅典只有两种书籍受到政府关注，一是亵渎神明的言论与无神论，一是诽谤。除此之外，即使是色情或否定“神明”的书籍也都不会引起关注。
    因此，钳制言论不是从文明传统继承而来的，它是蒙昧专制的发明，而随之发生的便是中世纪的人性压制、思想窒息、丧失尊严和人格扭曲。人为什么需要自由言论？为什么有自由言论比没有要好？好在哪里？现代宪政法治和民主观念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因为自由言论有助于民主自治和追求真理。前一个是政治的理由，后一个是人文的理由。在民主宪政的制度中，第一个理由优先于第二个理由。例如，民主自治被认为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价值，也被视为宪法制定者的意愿。制宪者从民主自治出发，着重言论的政治面。后来，追求真理的价值在“意见的自由市场”观念的推动下同样受到了重视。“意见的自由市场”是一个比喻，指的是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在自由的竞争中让优者胜出，它相信观念的自由交换有助于发现真理。
    然而，从历史来看，寻求真理的理由比民主自治的理由更早出现，原因很简单，在人文思想已经得到传播的文艺复兴和理性主义时期，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人文思想因此成为自由、理性言论最初的推动力量，弥尔顿便是为此做出重要贡献的思想者。他赞扬人类的理性，认为真理可从言论的交锋中胜出，而这种对真理的寻求本身就是人对自我实现和道德价值的定位。
    弥尔顿谴责言论钳制，不仅因为政府禁止言论是一种滥权，而且因为那些以审查公共言论为职业的人往往都是最具奴性媚骨的，他们既无知又思想懒惰，但却特别傲慢、跋扈、蛮不讲理。就在他们对言论者进行压制的时候，他们也一点一点地扼杀了整个社会的政治活力。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是没有政治活力的。即使某些言论存在危害，最好的对策也应该是让知识独立、道德投入、政治机敏、能仗义执言的反对者挺身而出，予以反驳。政府审查与管制言论，只会鼓励个人逃避这样的责任。
    言论的自由能鼓励人变得自信、自尊、诚实、善于思考和勇于担当，如果大多数国民缺乏这样的品格，那么社会便会充斥唯唯诺诺的阿谀奉承之徒，他们被人瞧不起，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因此特别没有自尊。他们谄媚、虚伪、浅薄、偏执，在公共事务或政治面前，他们要么盲目顺从，要么逃避和隐匿，他们既不知道如何说话，也无话可说，因此只能是思想空洞、人格低下。
    人文主义的诸多成就之一便是将“人格”的观念引入了人的言论，它让我们看到，自由或不自由的言论最终会给人打上不同的人格印记，而不同的人格印记也一定会以荣誉与羞耻，美德与堕落、尊严与奴性的区别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表现出来。
（作者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