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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步主义”:从丛林时代到现代文明

作者:薛涌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3-01-05 10:17:00

摘要:“进步主义”虽然发生在一百年前太平洋的另一侧,但其历史境况恐怕会让许多中国的读者有似曾相识之感。
薛涌
    “进步主义”时代,一直被认为是奠定了现代美国基础的时代。“进步主义”虽然发生在一百年前太平洋的另一侧,但其历史境况恐怕会让许多中国的读者有似曾相识之感。
前夜
    “进步主义”时代,一般指的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段“世纪之交”。在“进步主义”酝酿之时,美国已经从南北战争后的重建中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整个社会经济,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型。1880年,美国仍然是个农业国家,其就业人口中有51%从事农业生产,工业人口仅占25%。到1920年,美国已经变身为一个工业社会,工业人口占了33%,农业人口萎缩到26%。1865年内战结束后的50年,城市人口增长了四倍,从2300万上升到9200万。
    城市人口的爆炸,当然不是自然增长所致,而是“外来打工人员”所导致,这些人的主力是移民。1870年-1890年间,800万移民拥入美国。到1914年时,又增加了1400万移民。1900年,移民就占了美国人口的15%,大部分是受教育不多、15-40岁的青壮年“民工”,很少人会讲英语。他们突然间的到来,使城市的基础设施、教育设施等等都难以招架。
    也许,最直接地颠覆了社会既有平衡的是大企业崛起。在南北战争前,十几个人的作坊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大企业”了。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福特等等工业巨头、金融巨头纷纷崛起,雇员成千上万。相比之下,联邦政府则弱小无力。这是美国式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时代。政府对经济几乎完全放手,对企业没有任何规约,最多在罢工潮汹涌之时站出来为大老板们背书,充当镇压罢工的打手。要知道,当时的联邦政府,没有现代的税收制度可依赖,往往过度依靠关税和土地财政(即出售或颁发联邦土地)等几项收入。企业过大,政府过小,形成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规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此时大盛,也就毫不奇怪了。
激化
    1911年3月25日,纽约的一场大火吞噬了坐落于曼哈顿的“三角衣裙公司”的厂房。大火来得是如此突然,许多女工即刻死在缝纫机前。那些来得及逃跑的,在浓烟中摸索到出口,却发现门全被反锁住。最后,146名女工死于非命。她们大部分是来自意大利、波兰、俄罗斯的新移民(许多是犹太人)。
    这所工厂,曾自诩为模范工厂,条件要比当时的许多血汗工厂好得多。但是,在这里做工的工人,最小的才七岁,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二个小时,每周的工钱为三到十五美元。不仅如此,女工们还会因工作中的一点点小错误而被罚款。拥挤异常的车间,堆满了易燃的布料。但每一层的出口都被反锁上,以防止工人借上厕所而“偷懒”,这就是这场悲剧的由来。而当时的一位工会领袖曾悲愤地说:“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女孩子被活活烧死。每年我们都有几千人被这样摧残!”
    1914年9月,科罗拉多的煤矿工人罢工,州长派州里的国家卫队前往镇压,但罢工工人坚决抵抗。到了第二年春秋,罢工已经使州财政破产,州长被迫召回部队。于是,矿主们招来私人卫队,于1914年4月20日包围了数千矿工家庭居住的帐篷营地。双方的冲突迅速导致了一场大屠杀。其中十四名矿工及其家属身亡,有十一名为儿童。这一煤矿的拥有者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慈善家洛克菲勒。
    这就是“美国崛起”的真实写照。而且这决不是几桩极端的个案,而是日常的生活场景。当时工厂环境恶劣,工伤事故如家常便饭。工人在岗位上死亡或致残,往往得不到一点补偿。美国的法院依然固守着普通法的传统:工人接受工作本身,就意味着自动承担了随之而来的种种风险。
    这种自由放任的残酷性还远远不止于此。更可恶的是官商勾结所导致的腐败。急剧的城市扩张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口集中。大城市面临着能源(特别是热力)和电力供应、饮用水供应、公共交通、垃圾处理、食品安全等一系列公共问题。当时的政客不仅在这些方面不作为,反而被企业纷纷买下,把大笔的城市服务送给行贿最高的商家,而不顾其所提供的服务质量。结果,城市拥挤肮脏破败,交通混乱、饮用水不干净、牛奶掺假、食品污染、燃料和电力贵得离谱,城市居民只有听任几家大公司的宰割。
抗争
    “进步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中酝酿成势。
    我们大体可以说,“进步主义”的发起者是一些不甘边缘化的精英。他们的情怀,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对工业资本主义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贪婪深恶痛绝,抱有基督徒的博爱情操,相信人性中有足够的力量改善社会;第二,他们拒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中的那种极端个人主义,强调社区的价值和社会凝聚力,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在他们看来,贫困也好,成功也好,并非决定于个人的品格,而是由社会环境所塑造。只有改善了社会环境,才能期待健康发展的个人。所以,对于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他们感到责无旁贷;第三,他们相信公民在干预社会不公正方面的能动性,相信知识的力量。通过对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通过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他们力图选举出代表自己的行政首脑,强化政府职能,以驯服那些嗜血成性的大企业。
    可见,“进步主义”首先是一个民间运动。许多教育良好的妇女,在市中心拥挤的平民窟安营扎寨,对穷人展开了医疗、卫生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服务。哲学家杜威则倡导进步主义教育,反对传统的死记硬背,鼓励孩子们回到自然,通过动手在启发式的教学中成长。其中声势最大的,恐怕要数揭黑报道。当时正是现代大众媒体崛起的时代。一位叫S. S. McClure的编辑,于1893年创办了McClure’s杂志,先后出版了一系列揭黑报道和揭黑文学。在1902-1908年间,该杂志出版了一系列揭露保险丑闻、医药造假案、股市操纵黑幕等文章。
变革
    “进步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很快就渗入了联邦政府。1901年,总统威廉·麦金莱遇刺身亡,年仅42岁的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他认为,如今已经进入了大企业、大资本的时代。作为制衡,也需要大工会。当大资本、大企业和大工会对峙时,自然需要大政府来协调和裁决。他提出了“公平交易”的口号,代表社会向大企业索取“公平交易”。
    罗斯福的这些理念,迅速体现在他一系列政策上。他一手推动了《反托拉斯法》、《职业健康与安全法》、《工资工时法》等一系列法案,打破大企业的垄断,为工人建立人道的工作环境,并在食品卫生、环保等方面,大肆推进能动的政府。这番励精图治,使他人气冲天,不仅自己连任,两任后亲手挑选的继承人威廉·塔夫脱也跟着入主白宫。
    随后上台的伍德罗·威尔逊马上根据宪法第十六修正案,于1913年在国会通过了累进所得税制度,对企业和少数年收入在4000美元的富人征税,联邦政府在财政上从此摆脱了对公共土地、关税和酒税的依赖。以个人和企业税为基础的现代政府的财政基盘得以确立。同年美国联邦储备局成立,使联邦政府得以控制利率和货币供应,阻绝了大银行对金融市场的操纵。
    “进步主义”是一个庞杂的社会政治运动。包括《排华法案》在内的反移民运动、南部的白人种族主义、优生学等等也都属于“进步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不过,“进步主义”的成就是不可低估的。正是在“进步主义”运动中,美国人民第一次认为联邦政府有责任在经济生活中对自己提供庇护。八小时工作制、妇女投票权、参议员直选、累进所得税制,以及政府对公共服务设施的拥有权等等,都是“进步主义”所确立的。“进步主义”,使美国走出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开始拥抱现代文明。
(作者为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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