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突破“伊斯特林悖论”

资深媒体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 赵灵敏

    最近几年，“幸福”不仅在中国是热门话题，在世界范围也是风靡一时。联合国、经合组织、美国的盖洛普民调、福布斯杂志、法国的益索普市场调查公司、英国的列格坦研究所等知名国际组织和机构，都曾组织过全球性的幸福感调查，并对相关国家排出了名次。显然，告别GDP崇拜，增进社会成员的幸福感，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共识和期盼，也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和价值。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和金融危机带给人们的震撼和破坏密不可分。在此前的很多年，在新自由主义和自由竞争理念的支配下，世界沉浸在经济乐观主义的氛围当中，人们相信通过努力工作，不仅可以让自己幸福，也可以令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幸福的定义，就是更大的房子、更多的钱、更高的职位。但金融危机彻底动摇了这一信念，一夜之间，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房子甚至婚姻，多年的奋斗成果化为乌有，生活和幸福被摧毁。大家也终于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早都已经很不公平。过去30多年来，几乎所有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日益严重，且不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领取食品券的人达到创纪录的4710万。就是在欧元区的第一大国德国，贫富悬殊也已经成为一个被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了对过往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真正反思。事实上，早已经有人提出了盛世危言。1972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提出了“增长的极限”，同一年，两名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引入了一种被他们称为“经济净福利”的指标，该指标扣除了GNP中的“坏”产出，比如污染，并增加了休闲娱乐等非市场活动。他们证明，与一个工作较多、休闲较少的社会相比，一个休闲较多、工作较少的社会的福利与前者不相上下。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论文《经济增长是否能改善人类命运？》，他的结论是：不能，变得富有不会让人更幸福。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但这些理性的提醒和劝告，无一例外被淹没在GDP 的狂飙突进中。
    金融危机终于使得“幸福”成为了世界性的显学。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人们开始反求诸己，检讨过去，越来越希望在物质的丰裕和精神的满足之间取得平衡，获得一种和以往不同的幸福体验。于是，对幸福的考察和排序应运而生，这些由知名机构进行的研究，往往有一套复杂的度量体系和指标，经过复杂的运算，给出了不同国家在幸福榜单上的位次。
    尽管归根到底，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同时又有很多主观的成分。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在客观环境一样的情况下，文化背景和个人期望等因素决定了，幸福与不幸福仍然是因人而异的事情；尽管各个幸福榜单的排名不尽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幸福就完全不可捉摸，不可测量。正如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所揭示的，一个国家是否比另一个国家幸福，仍然是有迹可循的。同样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挪威人和丹麦人谁更幸福也许有争议，但在战火纷飞中挣扎求存的索马里人肯定不幸福，这却是没有异议的事。幸福最经常被联系的指标，首先是民主制度。之所以有这种联系，显然是因为在各个榜单居于前列的国家都是西方民主国家，左右不外北欧四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士等，但也应该看到，总是居于榜单最后的索马里、贝宁、海地等国，同样也是民主国家，而海地的民主制度开始于1804年，已经有200年以上的历史。显然，民主制度只是幸福生活的极重要甚至是必要的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没有民主很大可能会不幸福，但有了民主却不一定幸福，在民主制度之外，还要看其它因素；另一个和幸福密切相关的是经济状况。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哪个榜单将国家强大、GDP排全球第几和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联合国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还专门指出，GDP不能代表幸福程度，两者没有必然联系。英国前经济部长彼得·曼德尔森就认为：“只使用经济标准来衡量国家的成就，就如同仅凭存款余额来判断某人的整体状况一样。”
    而在个人层面，各个研究都表明，人的幸福感有时与其经济状况或收入水平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经济状况不佳的人，其幸福感却不低，而有些百万富翁却整日忧心忡忡。但幸福感总体上的确与收入有关。高收入可以提升幸福感，却并非没有止境。如果你居住在一个最贫困的国家里，那么年收入从3000美元倍增至6000美元所能带来的幸福感，要远远大于年收入从3.3万美元增加同等数额至3.6万美元对繁荣国家居民所带来的幸福感。在美国，年收入为75000美元的人幸福感最足。年收入在75000美元以内的人，幸福感会随着收入增加而提高。然而超越了这一收入的人，幸福感增加并不明显，甚至低于站在75000美元年收入门槛上的人。
    同时，在财富超过一个低水平之后，人们的幸福水平不是由他们的绝对收入所决定的，而是来自于比较。人们总是不断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人作比较，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到强烈的不公平，就会产生比正常情况下更强烈的物质欲望，那么再多的钱也不能让他幸福。因此，幸福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增长果实如何分配，而不是它们的绝对数量。
    另外，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由于缺乏与其他社会之间的比照，尽管这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不高，但由于心理守常和习惯定势的作用，其成员便可能知足常乐，表现出不低的幸福感。不丹是闻名全球的测量“国民幸福总值”的国家，那里全民信佛，人们心中无所欲求，因此平等大过天。从富人到国王，这里没有人炫耀财富和地位。国王的住所也只有一楼高，和传统的平民小屋并无区别。因此，不丹人的幸福感很高。但这样的经验在一个彻底开放的、时刻在面对外来发达社会的各种冲击的社会是否还能适用，也有很大的不确定。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幸福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幸福指数的主要功能在于诊断，而不是排序。对于幸福感的追求，不能用过往追求GDP的方式来实现，不能沦为对指标的痴迷和另一种形式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