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保也是“基础设施建设”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顾昕

    中国经济下行风险犹存。是否有必要“稳增长”以及如何“稳增长”，成为当今中国财经界最激烈的争论话题。许多人认为，“增长”无论如何还是要“吻”的，否则经济出现大滑坡，也就是所谓的“硬着陆”，中国社会经济的肌体将会元气大伤。其实，“稳增长”这一提法的悄然出现，与原来“保增长”或者“保八”的政策目标相比，已经温和许多了。
    问题在于如何“稳增长”？“喂铁公鸡”？其内功心法，自然就是凯恩斯主义。当然，凯恩斯主义的武功套路中还有一招，乃是货币政策，大而化之就是撒现大洋，让江湖一时间产生翻江倒海的热闹景象，但这一招在中国的功效不彰。
    可惜的是，凯恩斯主义宛若金庸笔下的七伤拳。尽管不见得有七种变幻莫测的劲力，但面对经济危局，凯恩斯主义一旦使将出来，的确也声势煊赫。然而，同七伤拳一样，凯恩斯主义有一个致命的特点，即倘由内力未臻化境的人来修炼并加以运用，对自己便有极大伤害，先伤己，再伤人。
    由于计划经济的内功从未散尽，中国自迈向市场经济之后，任督二脉从未打通，内功修为杂乱不堪，其中最为凶险之象就是政府戾气总是在上下左右乱窜，而这股内气一旦大规模导入岔道，经济体必将走火入魔。
    众所周知，在中国经济体中，投资、消费和出口失衡久矣，而投资之道已成结构性的岔道。与之相反，作为强健之本的国民消费，在中国始终处于欲振乏力的境况。
    正常的经济体，均靠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三股力道来支撑。出口（也就是外需）性属阴柔，飘忽不定；投资则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属阴阳杂糅，常常形成相互冲突之势；唯有消费，才性属纯阳。多年来，中国高速成长的经济体，靠强劲的投资和外需来支撑。一旦外需突降，政府投资大兴，中国经济体必然阴阳不调，虚火上升，最终将病入膏肓，无药医治。因此，对凯恩斯主义的阴柔之火，许小年评为“饮鸩止渴”，实为振聋发聩的高论。
    中国凯恩斯主义的招数已属强弩之末。想当年，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爆发，中国祭出“四万亿铁公鸡”刺激计划，确似七伤拳一般具有雷霆万钧之势。然而，七伤拳造成的内伤已经显露。看今朝，2012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外需疲弱不振，虚火上升的中国脆弱不堪，只能再次祭出七伤拳。只不过这次出手绵软无力，在中央不过是“一万亿”，而地方版的“四万亿”毫无内力支撑，还需从全国的银行体系汲取真气。
    其实，即便是修炼七伤拳，也有不同的修炼方法。最为重要的是加强修炼体内的纯阳之气，这就是探究公共财政促进国民消费的各种举措。其中之一，就是公共财政的大规模支出投向民生领域，投向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投向福利国家的建设。
    在当今，缺乏“重建福利国家”的意识，有不少人还对“福利国家”有着各种各样模糊的认识，甚至会把“重建福利国家”的想法斥为谬想，视之为市场经济的替代物或平行物。实际上，福利国家与劳动力市场互为补充、相互依赖，是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两种制度安排。福利国家作为劳动力市场的补充，主要目的在于防范所谓的“社会风险”，让那些无法通过其自身努力来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的人们获得某种程度的补偿。欧洲有一些国家在某一段时期，包括目前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南欧国家，采取了不当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致使福利国家发展过度，抑制了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转，也超越了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样的教训无疑应该汲取，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不应该建设一个“福利国家”。
    其实，“福利国家”无非是一种“社会性基础设施”，正如交通、通讯等物质性基础设施一样，都是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转所必需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不宜超越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这是无需赘言的。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当今中国，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大大滞后的，因此提出“重建福利国家”的命题正当其时。
    既然是“重建”，那就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走中国过去的老路，也不应该走西方国家建设福利国家的老路。国际文献早已厘清，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国家模式，只不过由于计划经济本身的不可持续性，这种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模式已经进入了博物馆。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福利国家的发展一度走向了行政化的政府主导之路，即政府同时主导社会福利的筹资、服务提供和监管，最终陷入社会福利官僚化、公民责任边缘化的危局。希腊危机就是这一危局的一次大爆发。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许多国家，尤其是在德国、荷兰、丹麦甚至英国，福利国家的改革已经历经多年，让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呈现重现生机之势。福利国家的改革，恰恰是世界风行的公共管理变革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之一，其核心特征就是公共财政继续主导社会福利的筹资，而社会福利的服务提供则由市场机制和公民社会来主导。与此同时，政府在推进社会福利之时，会优先考虑那些能够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社会政策，即所谓“发展型社会政策”，其中的典型就是医疗和教育。
    具体到中国，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危局之时，政府大规模财政支出的流向，可以选择社会政策领域，尤其是医疗保障。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够新增财政支出5000亿元，仅仅是一万亿“小铁公鸡”的一半儿，那么就足以在中国建立一个全民健康保险体系，让所有国民，无论穷富、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享受到现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医疗保障待遇。
    全民健保体系的筹资由财政补贴和国民健保费组成。国民健保费可以初步设定在每人每年200元上下，低收入者和城镇职工医保的退休参保者免予缴费。全民健保体系的建立，不仅意味着现有全民医疗保险体系碎片化的种种弊端可以不治而愈，而且还能在短期内产生促进经济增长之效。
    道理很简单，有了全民健保，所有城镇职工医保的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全部中止，这意味着全国大多数职工一下子有了至少1000亿元的现金收入，而其医疗保障水平没有丝毫下降；这同时意味着全国各单位一下子免除了大约3000亿元的医保缴费，即社会保险的缴费水平一下子下降了至少八个百分点；这还意味着全体国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大幅度提高，后顾之忧大大减轻。如此，国民消费的提振大可预期，经济运行的顺畅大可实现。
    这样的举措，从短期的眼光来说，就是“促民生”；从长远的眼光来说，就是通过强化市场机制运行的方式来重建福利国家。公共财政致力于这样的战略之举，才会在凯恩斯主义之中注入阳刚之气。唯有用纯阳内力重新修炼凯恩斯主义，并以此弱化凯恩斯主义的阴柔之风，“稳增长”才不再是梦，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也会有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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