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以减税缓解PMI下行？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室主任杨志勇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仅从过去的税收收入增幅来看，减税空间在一年5000亿-8000亿之间。如果考虑降低收费基金负担，那么一年减税空间甚至可达到1万亿。
    《华夏时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最近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时说，结构性减税效果明显。但我们看到，尽管政府的确出台了多项减税措施以扶持中小企业，然而在各地，屡有反映说，减税后，当地税务部门调高了税收定额，税负较原先增加了两倍多。也有学者调研后发现，在“结构性减税”的口号下，一些地方却出现普遍增加税费的趋势，而“让税务部门主导设计并执行减税方案，如同让猫设计一条不吃鱼的方案”。对此您怎么看？
    杨志勇：所谓“结构性减税”有一定效果，要说明显，我看不出来。
    要落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所强调的不收“过头税”举措，还要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实际税负（包括收费基金等负担）对企业来说比名义税负更加重要。因此，在经济困难时期，需要保证实际税负不上升。
    现有税制在征管上有一定伸缩性，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从制度上降低名义税负。
    《华夏时报》：有学者认为，在积极财政政策的线索上，能够兼顾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三重政策目标需要且较少副作用的一个可行选择，就是推进结构性减税。但结构性减税对中小微企业是否作用有限？
    杨志勇：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效果有限，应该大幅度提高起征点，让更多的企业受益。
    《华夏时报》：当前的结构性减税尚有多大的空间？目前的减税规模与结构性减税的政策目标差距有多远？
    杨志勇：仅从过去的税收收入增幅来看，减税空间在一年5000亿-8000亿之间。如果考虑降低收费基金负担，那么一年减税空间甚至可达到1万亿。差距还非常遥远。
    《华夏时报》：结构性减税的对象怎样界定？应以增值税作为主要减税对象吗？如果锁定至少6000亿元的减税规模目标并以增值税作为主要减税对象，其操作的基本路径有怎样的选择？
    杨志勇：减税应从容易的做起，如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减税可先结合营改增进行。从总体上看，增值税减税应有长远计划，可考虑在5-10年内，将增值税基本税率下调至10%。
    《华夏时报》：推进结构性减税之所以进展迟缓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否要拿出结构性减税的总体方案？比如究竟要减多少税？究竟要减什么税？在总量和结构两个层面应有怎样的明确界定？
    杨志勇：结构性的问题搞不清楚。有减有增，到底是增还是减？
    《华夏时报》：在现行税制结构下，可归入间接税或称流转税的税种主要有几个？
    杨志勇：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
    《华夏时报》：增值税“扩围”是否应与“降率”共同进行？
    杨志勇：11%和6%税率的设定就说明扩围与降率是同时进行的。
    《华夏时报》：对于目前各地呈现的普遍增税趋势，有人认为“营改增”还不如不改。您怎么看？
    杨志勇：不可能不如不改。少数企业暂时上升，绝对多数企业税负下降。
    《华夏时报》：结构性减税如果不能真正落到实处，能否干脆改成全面减税？您曾提出不能是结构性应是全面性减税，其可行性有多大？
    杨志勇：未来可以增税。但从目前看，经济困难，不太适合增税。
    《华夏时报》：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在美国，小企业享多项税收优惠；在香港，近九成中小企业零税负；在国内，由于税费重，小企业不敢长大，部分地方甚至要企业“预缴税”。国内发生这种状况的根源何在？
    杨志勇：体制机制因素。
    《华夏时报》：中长期来看，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全面改善企业生存环境？
    杨志勇：顶层设计不能解决问题，只能缓解。企业的很多事情要靠投资者经营者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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