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107岁的年轻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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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2-01-28 20:27:36

摘要：周有光：107岁的年轻思想者

本报特约撰稿　马国川北京报道

    “上帝太忙，把我忘记了。”周有光先生曾幽默地说。
    上帝确实把他忘记了。这位百岁老人和我们一起挥别了2011年，走进了新的一年。2012年1月13日他迎来了107岁生日。
国际大势的观察者
    2011年的世界历史是从北非开始的。
    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相继发生民众抗议活动，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这3个过去少有人关注的北非国家。周有光先生也通过电视和报纸，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当有晚辈来看望他的时候，他会兴致勃勃地谈论阿拉伯世界的变化。他的信息之灵通迅捷，每每让来访者感到惊讶。
    早在两年前，周有光就写过一篇读书笔记《从人均GDP看世界》，他根据《纽约时报》《2009世界年鉴》提供的数据，将全球的223个国家和地区分为A、B、C、D、E、F六个等级，埃及和突尼斯属于E级（人均收入5000美元以上），但绝对数字都高于也处在E级的中国。利比亚则属于D级（人均收入10000美元以上），人均GDP比中国高一倍还多。
    不过，周有光先生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数字本身，而是透过数字看到了背后的真相：“卡扎菲他们有很多钱，老百姓并不多。即使人均水平是一个理想数字，老百姓还是穷的，国家的钱都在权贵手中。”
    曾有晚辈问他，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有什么关系？他回答说：“有关系，但不是绝对的关系。专制制度下面也能发展经济，但专制之下发展经济有某些限制，不能充分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民主制度下，经济才会发展得更好。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因为民主对于发展经济有帮助，特别是发明创造。”
    周有光饶有兴趣地关注着“阿拉伯之春”的兴起与蔓延。去年10月份，《炎黄春秋》发表了他的《走进全球化》。这篇1800多字的文章思路清晰，逻辑缜密，凝集着老人对世界的最新思考。
    在他看来，全球化不仅仅包括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也包括政治全球化，而政治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他指出，“阿拉伯之春”是一场民主革命，也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一场启蒙运动，“阿拉伯的历史包袱太重。西欧的启蒙运动经历几百年。阿拉伯的启蒙运动将是更加艰巨的历史任务，现在只是开端的开端而已。‘阿拉伯之春’是春寒料峭的‘早春’。”
    果然，卡扎菲惨死于大漠之上，穆巴拉克也被送上了法庭。不过，诚如周有光先生所预言的那样，“阿拉伯之春”确实是“早春”，埃及、利比亚的民主体制仍在建立之中，动荡中的叙利亚等国前景尚不明朗。
    在这篇文章里，周有光先生还肯定了“保护责任”。这个新理念来自2005年联合国通过的一项决议，决议说：“确认当独裁者屠戮本国民众时，世界大国有权利和义务介入。”周有光先生说：“‘保护责任’新理念的意义非常重大，它使‘人权高于主权’成为联合国的法定原则。一国无道，多国介入；吊民伐罪，辅助起义。”
    他提醒人们说：“国际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力挺孔子和辛亥革命
2011年2月16日，元宵节的前一天，一年一度的“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在北京举行。当106岁高龄的周有光到达现场时，全场掌声雷动。
    周有光关心急剧变化中的世界，也同样关心着处于艰难转型中的中国。
    去年年初，围绕着中国博物馆前竖立孔子像，中国社会各界激烈争论。周有光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天安门本来只有一个毛泽东，现在有两个人了。”
    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孔子像被转移到了博物馆里面。周有光先生幽默地称之为“孔子被关了‘禁闭’”。
    周有光先生一直对孔子评价很高，他说：“孔子这个人了不起，在百家争鸣中，他的学问是突出的，他反对用强暴来控制和压迫，主张用道理说服，这一点就很了不起。另外，那时贵族子弟才能够受到教育，孔夫子提倡平民教育，说教育权大家都有。”
“‘打倒孔家店’这句话是错误的，不应该‘打倒孔家店’，而应该‘打倒秦家店’，秦始皇的‘秦家店’贩卖的是残暴的专制统治，”周有光指出，“孔孟的学说当中有许多真理，它反对迷信，重视现世；反对愚民，重视知识；反对暴力，重视和平。这些思想都非常有价值，到今天仍然有用处。”
周有光阅读广泛，不断思考。当他读到《凤凰周刊》的文章《中国为何没有新的“中产阶级”》后，随手写下了自己的思考，以《漫谈“中产阶级”》刊在《炎黄春秋》上。
周有光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一波三折：民国时期是其幼年时代，无名而有实；1949年后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全面否认中产阶级；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重新承认，“可是迎新时候，掀起盖头，一看不是中产阶级，而是新兴权贵。”
为什么会错认呢？周有光深刻地指出：“原来，进入市场经济，要经过一个难以避开的‘黑洞’，叫做‘原始积累’。日本明治维新，四大贵族垄断资源。印尼反共政变，出现裙带资本主义。前苏联瓦解，俄罗斯高官变巨富。中国改革开放，国营翻牌成民营。‘近水楼台先得月’。”
周有光曾自称为“科普工作者”，“我写东西尽量简单明了，预计不好懂的都要改掉。”他的文章浅显易懂，又意味深长。他对于中国现在阶级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2011年中国出现的“移民潮”中，主要是这些所谓的“中产阶级”吧。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高度评价辛亥革命“是真正的革命，了不起”。他还对革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革命不革命，要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进步还是退步。暴力推进的革命，假如是退步的，即使胜了也不算革命。假如推翻了一个皇帝，自己又当了皇帝，或者是不叫皇帝的‘皇帝’，那就不是革命。20世纪的许多所谓‘革命’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因为‘革命’后不但没有推向前进，反而落后了。例如，‘文化大革命’就不是革命嘛。”
“1911年是中国走向现代的第一步。虽然事实上的皇帝不断出现，可是皇帝的名义谁都不敢用了。我们希望中国再向前走一步，既没有名义上的皇帝，也没有了事实上的皇帝。”他在一篇文章里强调。
“胸中海岳梦中飞”
周有光的著作和言论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关注度，其“粉丝”无数，许多人给他写信，表达敬意。某省一位社科院院长读了五遍《朝闻道集》，并写下自己的感想，还以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录了自已的诗作呈献周老。
在网上，他被称为“中国当代重量级的思想家”，“最年轻的思想家”。不过，也有些人不以为然，批评甚至谩骂这位百岁老人。
对于世事的了解，周有光不输于年轻人。他知道许多网上流行的事物，也了解激烈碰撞的各种社会思潮。对于赞扬声，他淡然置之，他更希望听到或看到那些批评的意见。他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朝闻道集》一书的编辑张森根的一封信里写道：“得到有益的批评，我心中十分高兴。能够招来谩骂，我要郑重感谢。在万马齐喑的时代，能够听到刺耳的声音，那是真正的时代进步。”
周有光的书房之外曾经有一棵大树，鸟群聚集，他常常神游于大树宇宙，其乐无穷。两年前大树被砍伐了，窗外只有灰蒙蒙的天空。但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依然达观，每日坐在仅有9平方米的书房里，读书、看报、思考、写作，物我两忘，宁静平和，心中充满了幸福。
    周有光经常收到來自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和复旦大学校友的贺卡和纪念品，资中筠、何方等学界名流都来拜访，交流讨论。他也与来访的晚辈聊天，谈往事，云淡风轻；谈将来，积极乐观。
周有光关注的不是一家一姓的兴亡，他的目光穿越人类历史，纵横千古。他说：“国家之间的差距，文化之间的差距，一万年不止。”他还说：“回过头看，20世纪还处在人类野蛮的时代。”这些论断看似惊人，但都是醍醐灌顶的效果，发人深思。
    1955年，周有光离开上海，进京担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第一研究室主任，从经济学领域转向语言文字研究。他参加并主持拟定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泽被亿万民众。
    1989年，这位名闻中外的语言学家离开办公室，退居后拐棒胡同的斗室之中，从语言专业的“深井”里跳出，跃入文化和历史的知识海洋。面对人类历史长河，他研究的不是浩荡不羁的河水表面，而是相对固定的“河床”——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世事无常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当周有光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时，这位毕生追求科学和民主的期颐老人大彻大悟，淡定达观。因为他已经看到，一条清晰的道路就在面前，“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劝告晚辈不必悲观，中国社会的进步就像“扭秧歌”，进两步退一步，“进步是不容易的，但是有些事情迟早要解决的。”
“文化史上的奇迹”
2011年深秋，中国政府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各方人士纷纷献言，颇为热闹。一位智者直言：“要想真正实现文化大繁荣，请先读周有光的《文化学丛谈》。”
这是去年年初出版的一本新书，收录了周有光20多年来有关文化的文章。在每一篇文章里，周有光都是直言谠论，毫无粉饰。他认为：“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一定是真理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一个人真话都不敢说，你怎么能说你一生在追求真理呢。”
退居陋室后，周有光转向文化学，他曾夫子自道：“从经济学改为语言文字学是偶然，从语言文字学改为文化学是必然。语言文字学跟文化学的关系太密切了。”
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席卷中国，当时依旧“谈西色变”。90年代，则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称“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将传到中国手里”。周有光率先著文冲破“谈西色变”的心理，又批评“河东河西”的论调。他率先提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进入国际现代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双文化时代”，“21世纪是双文化时代。”
在周有光看来，国际现代文化与地区传统文化互相依存，不可偏废。既不能在接受现代文化的同时抛弃传统文化，也不能在所谓“反对西化”的旗号下抵制现代文化，“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是根据现代需要、用学方法，学习和实践古人的有益教诲。在复兴华夏文化的同时，向国际现代文化的康庄大道勇敢前进。这就是当前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他提醒国人，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能自我封闭，“全球化改变了人们的观点和立场，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一切事物，都要重新评价。”
“中国产品走进世界不容易，中国人民走进世界更加不容易，”在他的另一本新书《拾贝集》里，周有光这样写道：“走进世界，做一个21世纪的世界公民，无法再梦想世外桃源，只有认真学习地球村的交通规则。”
“仁者寿。”胸怀广阔的周有光先生至今身体康健，生活简单。他阅读古今中外书刊，随时笔记一闻一得，自得其乐。他对世界充满好奇，新鲜事物都愿意体会。102岁的时候，他在亲友的陪同下去郊区泡温泉，对一个2岁的小朋友说：“我只比你大一百岁哩。”北京五号线地铁开通不久，他坐着轮椅亲自走了一遍。
著名学者李泽厚说：“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确实，得享期颐高龄的大学者不乏其人（伽达默尔享年102岁），但如周有光先生这样高龄仍在思考写作者，并世无第二人。他那么淡定从容，豁达睿智，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来说，拥有这样一位老人，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补偿吧。
2011年5月，有人将周有光与其夫人张允和的文章合为一集，出版了《今日花开又一年》。周有光在序言里称这本书是“休闲读物，可以随手丢开，闭目养神”，“可是，在不经意中看到某个章节的惊人记载，会使你跃忽而起，眼前浮起许多亲朋好友的不幸故事。时代过去了，灾难也会随着时代过去吗？”
笔锋一转，他又写下了诗一样的话——
“‘今日花开又一年。’年年花开。愿今日的花，不是昨日的重复，而是昨日的升华！”
（张森根先生对本文提供了极大帮助，在此谨表衷心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