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评级公司乱象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钱秋君 北京报道

   中国的评级业，是个奇怪的行业，发展已20多年，但仍“摸不着头脑”。
    “我给你25万，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AAA级？”“价格再商量商量？”“评级机构多的是，你这里不行，我可以再找其他家。”一位国内资深评级从业者坦言，以上的对话，在发行人和分析师所属经营团队的沟通会上经常听到，“而这样的沟通肯定会影响到具体产品的评级。”
    目前国内的信用评级机构仍然处在“没有一个统一目标责任机构管理的状态”，一位评级业界资深人士对《华夏时报》记者坦言，同时对国外评级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亦无明确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评级业长期以来混乱不堪。”
评级流程
   “评级分析师通常都依赖公司信用模型来评估风险，很少做额外的风险分析。”国内某评级公司资产评估分析师刘雯坦言。“虽然评级机构大大小小上千家，但是就算包括穆迪、标普在内的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评级流程和服务模式几乎都一样。”
    据她介绍，首次评级的初次评级会议通常是在项目评估小组内举行，时间从三周到四周，其中分为准备期、分析期，期间评估小组可能还会做实地访问。而其中评级的指标包括公司架构、财务状况、运营环境、流动资金来源等。
    一般在初始评估过程中，评估小组会将发行人与已有评级的同类公司相比较，“通常会找5—7家公司，可以对比相关指数得到一些结果。”
    结束初步分析后，评估小组分析师会向其评级委员会作评级建议。“评级委员会相当于一个把关人的角色，属于评级公司的管理层。”刘雯解释，随后就是两个分析师、发行公司代表人接触，并将情况以报告形式呈现。
    接下来就是将评级报告提交评级委员会审议表决。而这评级过程从初步讨论到公布评级，大约需要3个月左右。然而，这其中也有例外，刘雯透露，他们可以根据发行人的需要及时间安排，尽可能进行“符合发行人意向”的相应调整，以配合发行人融资时间表及其他要求。
    在授予及公布评级后，评级公司管理层每年至少与发行公司方面面谈一次，而分析师会通过电子邮件及电话与发行人定期保持联络。
付钱就是上帝
    “除非费用问题谈妥，否则无法开展评级工作。”对于刘雯来说，这样的情景并不陌生。
    由此一来，“以价定级或以级定价恶性竞争现象时有发生。”刘雯坦言。而在这中间，评级行业的“发行人支付模式”是受到最多质疑，也是被认为所有恶性竞争的原因之一。
    “由于评级机构采用的发行人付费模式存在内在利益冲突，使得评级机构容易受到利益驱动与发行人结成利益联盟，降低评级标准。”刘雯表示。
    对此，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董事长关建中也表示：“因为现在的评级市场并不大，所以每一笔订单和每一个客户都是评级机构争相抢夺的对象，买卖级别在行业内非常普遍。”同时，一些评估机构以不正当的手段抢夺市场，采取按等级收费的方式，评估费用和信用等级成正比。
     “尤其是一些前期没有任何资金投入、无固定经营场所，也没有评级标准研发投入的小型信用评级机构，更是不惜以价格竞争的方式来争夺市场和客户。”关建中表示。
    对此，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公司董事长朱荣恩说，一些评级机构为了争夺市场、留住客户，出具的结果大部分都是最高级别AAA级，导致了评级质量的事后检验机制如违约率、迁移矩阵等所有这些手段，统统失去了意义。
谁在监管
    事实上，加剧评级公司之间恶性竞争的另一原因在于“不知谁在管理”。“企业评级就像招标，谁评级高、价格低，谁就中标。”国信证券债券分析师刘子宁指出。
    据了解，目前我国信用评级业的监管，由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分别在各自领域进行归口管理。但矛盾是，由于几个部门监管的理念、内容和力度有较大差别，认可的评级机构有交叉也有不同，由此就形成了“多头监管”。
    多头监管的效果微乎其微，反之带来巨大隐患：原本评级机构是要做到警示风险，而如今正在变味儿。
    “现在很多评级机构根本不是去警示风险，而是通过评级报告抹杀风险。”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地方政府为了能够顺利从银行贷到资金，只能要求一些中小评级机构出示一个高级别的评级报告。拿到钱的地方政府转而投资，至于能不能还、什么时候还，地方政府根本不管。”该人士称，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指望评级机构做什么？
    由此一来，种种乱象，如何终止？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秘书长时文朝说，从目前来看，可考虑由某一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评级行业监管规则，通过多种方式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在统一的评级行业监管规则下，根据各自负责的金融市场监管要求对信用评级机构日常活动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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