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置换”引后遗症长沙数企业陷国资流失之争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陈岩鹏 李雍君 湖南报道

   湖南长沙市解放西路209号的京程大厦门口贴着一则“通告”，上面写道：（长沙）市政府联合调查组已进驻京程公司，对上访人员提出的诉求从今天（5月31日）下午开始逐个逐项进行调查。
    6月1日下午，《华夏时报》记者来到京程大厦8层看到，这里俨然成了联合调查组的办公地，现场能听到有些激动的高亢嗓音，偶尔也有敲击桌子的声响。
    这是维权者向调查组提交诉求的最后半天，但长沙市糖酒副食品公司改制却陷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争执当中。
    争执的焦点几乎都与长沙市京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沙糖酒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朱法明有关。长沙糖酒老职工维权小组“申诉”的核心问题是，朱法明暗箱操作搞“负改制”，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当天，朱法明并没有出现在京程大厦，他在电话中向《华夏时报》记者证实，“我本人正在接受调查。”
    和朱法明情况类似，受到质疑的还有长沙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唐朝晖、梦洁家纺董事长姜天武，他们都是当年国企改制的操刀者。
    这些国企改制，始于1999年末长沙市政府出台的“两个置换”，离现在已有10年之久，看似一本本陈年老账却演绎了一段又一段新鲜的“维权门”事件。
    “主要是资产增值引发的，资产增值使经营者的财富被放大，改制企业老职工的收入远远跟不上，双方利益的差距越来越大。”6月2日，身兼长沙市国资委副主任和企业改制办主任的陈军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朱法明、唐朝晖、姜天武凭借当年“经营者持大股”的政策，已坐拥亿万资产，而当年改制被买断的离退休职工却只能拿到微薄的千余元工资。
“维权门”
    在京程大厦6层，记者遇到了长沙糖酒维权老职工代表李建峰，他拿出一沓厚厚的资料，指着一行行字念道：做假账搞“负改制”、国企资产评估缩水低价改制、借“公家钱”用作个人购入原始股的股本金、改制程序和职工安置存在问题。
    这是长沙糖酒全体维权职工5月31日向联合调查组提交的“申诉”。据了解，长沙市国资委、改制办、总工会、信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内贸办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已于5月6日进驻京程实业。
    长沙糖酒原是当地一家国企，2001年改制组建京程实业，企业的性质也由全民所有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朱法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我现在不方便多说话，刚回答了联合调查组的调查，就希望他们能够首先保证我的人身安全，我现在面临着一些人身安全上的威胁。”
    陷入“维权门”的还有两家企业：一家是2000年改制的梦洁家纺，另一家是2004年改制的长沙电机厂。
    6月4日，记者来到位于韶山路上的长沙电机老厂，几位工人抓紧最后几天时间将车间生产设备拆下运往新厂区，老厂区内已是人去楼空，据说这块地早就卖给了开发商。但在几个月之前，这里并不平静。
    “去年8月份的时候，发现厂子擅自变卖土地，我们认为这块地是国家的，值一大笔钱，所以把厂门堵了4天4夜。”长沙电机厂维权职工公推代表宋国强告诉本报记者。
    厂门曾被堵的还有梦洁家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陈书龙说，今年2月份，就在梦洁上市的前夕，一些离退休职工“闹事”，怀疑公司涉嫌利用改制侵吞国有资产，那时湖南省证监局还为此专门进行了调查。
国资流失之争
    李建峰对记者说，朱法明将国有资产暗箱操作，“造成资产大量缩水和企业亏损的假象”，最终达到了“负改制”的目的。
    长沙糖酒老职工维权小组在“申诉”中提道，1999年-2000年期间，长沙市打造“步行商业街”，长沙糖酒下辖的“东北特”副食品大楼和九如斋副食品门店二门市部被拆迁，政府给予了每平米3万元的补偿；而后来对同一地段的国风商场进行改制评估时，每平米却不到1000元。
    “前后相差数十倍，如此巨大悬殊，说明国有资产被严重低估了。”李建峰认为，“况且，改制时长沙糖酒的门店不止国风商场一处，总共有近40处，其中很大一部分地处繁华闹市。”
    面对质疑，朱法明并不承认资产被低估。“长沙糖酒在城市拆迁大规模展开前就完成了改制，资产评估的价格也相对较低。”朱回应道，“以前的职工想重新分割资产，肯定就要揪着我不放。”
    无独有偶，长沙电机厂的维权职工也对公司做假账和国有资产遭遇低价评估提出了质疑。
    曾任长沙电机厂财务处长的宋国强，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长沙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唐朝晖，唐2002年调任长沙电机厂厂长。
    “2004年改制时，唐朝晖涉嫌通过恶意瞒评、低评、漏评等手段虚减国有资产，从而导致原改制企业的全部经营性国有资产弥补改制成本后出现1.9亿的赤字，国家不得不用电机厂占用的土地进行作价弥补。”宋国强表示。
    在梦洁家纺2009年的招股说明书上，维权职工似乎也抓到了“把柄”：“当时核销企业不良资产1266.28万元，其中的数百万元是当时该公司设立于全国数个大城市商场专柜的呆、死账，它们中有相当部分在改制后都是由公司在这些城市设立的办事处承包人个人承担了。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属于虚假不良资产。”
    还有，招股书说梦洁2000年改制为“负改制”，那么，“为什么长沙市供销社还能持有200万股？当时风行的说法是梦洁送给了供销社200万股。”
    同时负责梦洁公司外宣事务的陈书龙解释称，这是个常识，改制前的梦洁家纺本身就是供销社的企业，所以供销社保留一定股份无可厚非，后来供销社不愿意持股就退出了。
谁是受益者？
    改制过程“负资产”疑云密布，如今的质疑声不绝于耳，但无法改变的是，当年“资产缩水”和如今“资产膨胀”的事实。
    1999年年底，长沙出台国企改革意见，要求实行“两个置换”，即通过产权转让，“置换”企业的国有性质；通过一次性补偿，“置换”职工的全民身份，让职工走向市场。
    当时确定国有资产出让价的方法是：从待改制国有企业的评估总资产中减去其负债得出其净资产，再减去按人均标准支付的给解除劳动关系职工的经济补偿金，扣除资产损失、拖欠职工工资等费用，剩下的才是拟出售的企业国有资产。
    长沙糖酒2001年对所有职工实行了国有身份置换。当年3月15日长沙糖酒职代会通过的《长沙糖酒改制方案》显示，截至2000年12月31日，长沙糖酒负债率达到91.35%，所有者权益为885.9万元，职工3000人。
    “这885.9万元在账面上扣除职工身份置换金、拖欠职工工资、医药费等后，公司就成了‘负资产’，长沙糖酒当时1个多亿的资产，经‘负改制’几百万就卖掉了。”李建峰说。
    从目前来看，朱法明似乎成了国企改制的最大受益者。按照当时文件对经营者持大股的要求，改制后的京程实业，朱法明股权占比22%，同样受此恩惠的还有唐朝晖，他一人持股330万，占总股本约20%；梦洁的董事长姜天武，股权占到了30%以上。
    若干年后，他们的财富正是凭借这一“杠杆”被放大了，甚至，放大的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
    让宋国强和长沙电机厂老职工不平衡的是，电机厂卖地净赚3.6亿元，唐朝晖凭借其股权仅此一项就获得了7425万元，“短短7年唐朝晖已坐拥亿元以上资产，而广大电机厂老职工只能拿到千余元的退休金。”
    按照长沙糖酒老职工的表述，京程实业现行资产评估就将近3亿元，“朱法明当年的129万元出资占股22%，现在的收益已达到6000万元之巨，这还不包括他在星沙糖酒和新糖酒的控股股份。”
    不过，朱法明对此回应称，“京程实业净资产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多，1亿元还是有，每年盈利几百万，但那时土地就是20万-30万元/亩，现在翻到1000万元/亩。”在他看来，长沙糖酒的土地与门店资产在10年间大幅升值，只不过是正常的城市发展带来的“福利”，而他不过是“比较幸运”而已。
    一直关注国企改制的湖南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高政利副教授表示，当年的“两个置换”改革，是针对当时约束经济发展环境的一种较好安排，激发了经济组织的活力。但因为当年改制制度上具有一定单向性，职工一方缺乏双向有效沟通来参与利益调整的博弈。
    陈军则表示，当年“改制”是在企业经营普遍面临困难下的举动，是社会转型的必然。长沙经济能有今天的活力，当年“两个置换”改制的企业是做出了贡献的。像梦洁、长沙电机、友阿集团等企业改制后经营上都有了不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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