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戈尔丁：女性面对的是“无法命名的新问题”吗？

北京时间10月9日下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名单揭晓，奖项授予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其“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戈尔丁的研究涵盖了广泛的话题，包括女性劳动力、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她的研究大多是从过去的角度来解读当下，并探究当前关注问题的起源。

克劳迪娅·戈尔丁也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在新书《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戈尔丁提出，如何平衡家庭责任和职业发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即便在发达国家，努力在事业与家庭间追寻平衡的似乎总是女性。

“无法命名的新问题”

当今，形形色色的夫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工作与生活之间寻求平衡。作为公民，我们正集体感悟照护家人对当下和子孙后代的意义及价值。我们开始充分感知它的成本，包括收入损失、事业停滞、伴侣（异性或同性）之间的权衡，以及单身母亲或父亲面临的严苛要求。这些认知早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已经呈现，只不过疫情转移了人们的关注点。

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写了一本书，叙述大学学历女性因泯为家庭主妇而深感沮丧的故事，指出她们面临的问题“无法命名”。将近60年过去，女性大学毕业生大都走上了职业道路，但是相对于同期毕业的男性，她们的收入和晋升始终令人感觉她们一直受到排挤。她们同样遭遇了“无法命名的问题”。

可她们的问题偏偏有诸多名字：性别歧视、性别偏见、职业天花板、妈妈轨道、心不在焉……任君挑选。甚而，这个问题似乎有迅速解决的方法。我们应该辅导女性提高竞争力，训练她们更好地谈判。我们必须揭露管理者的隐性偏见。政府应当在公司董事会推行性别平等的规定，实施同工同酬原则，等等。

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女性都在大声疾呼，希望获得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她们的担忧遍布美国各大报刊的头条新闻（和书籍封面）。女性需要更多激励吗？她们应该心无旁骛吗？为什么女性无法像男性同行那样在公司快速升职？为什么她们得不到与经验和资历相称的薪酬？

更多的私人疑虑困扰着众多女性，一些可以和亲密伴侣分享，一些只能跟知心朋友私下交流。该不该和与你一样醉心于事业的人约会？你会推迟组建家庭吗，即便确定自己想要一个家？假如35岁之前没有伴侣，要不要冷冻自己的卵子？你愿意为抚养孩子放弃雄心勃勃的事业（也许是自高考后就一直为之奋斗的事业）吗？如若不愿意，那么谁来准备午餐，接送参加游泳培训的孩子，接听学校医务室打来的令人慌张的电话？

女性一直觉得待遇不公。她们的事业落于人后，收入也比丈夫和男同事低。她们被告知她们的问题是咎由自取。她们竞争不够积极，或者谈判不到位；不要求占有一席之地，而纵使要求了，也没能理直气壮。可女人又被告知，她们的问题并非自身造成的，哪怕这些问题最终使她们受挫。她们被利用、被歧视、被骚扰、被排除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之外。

所有这些因素都真实存在。但它们是问题的根源吗？它们是否共同引发了男性和女性在工资和职业上的主要差异？如果它们被奇迹般地修复，女人和男人的世界、夫妻和年轻父母的世界会不会彻底改变？还有，它们都是“无法命名的新问题”吗？

实现事业与家庭平衡的旅程

尽管热烈的公共和私人探讨已经将这些重要问题公之于众，但我们仍然经常忽视严峻且渊源久远的性别差异问题。于是有：某家公司受到象征性惩罚，又一名女性进入董事会，几家科技巨头开始引入陪产假……从经济意义上来讲，这类解决方法等同于扔给黑死病患者一盒创可贴。

这些回应并没有消除性别收入差距。因为治标不治本，所以它们永远无法为性别不平等问题提供完整的解答。它们也永远不能帮助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上取得与男性相同的成就。如果我们想消弭甚或只是缩小收入差距，首先必须深入挖掘这些挫折的根源，并赋予这个问题更准确的名字：贪婪的工作（greedywork）。

这次疫情放大了部分问题，加剧了某些争论，同时暴露了更多久已恶化的冲突。但是在发生这场全球灾难的几十年前，我们早就面临照护家人和外出工作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实现事业与家庭平衡的旅程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被歧视是阻碍她们发展事业的主要因素。20世纪30—50年代的历史文献中留有大量证据，确凿地证明就业和收入方面存在偏见与歧视。30年代末，公司经理告诉调查机构，“贷款工作不适合女性”，“从事这类工作（汽车销售）的人要接触大众……女性并不适合”，此外，“不会让女性从事经纪工作”。这是大萧条末期的实景。而即使在50年代末劳动力市场紧张时期，公司代表也断然表示“不雇用有孩子的女性”“不鼓励带孩子的……已婚女性重返岗位”，以及“怀孕是自愿辞职的理由，虽说公司很乐意让这些女性在孩子（譬如）上初中后回来上班”。

法律和公司政策中排斥已婚女性就业的婚姻限制（marriagebars），直到20世纪40年代都很盛行。它们甚至演变成了怀孕限制乃至将有婴儿或孩子的女性排斥在外的雇用政策。学术机构和一些政府机关则禁止裙带关系。无数的工作受到性别、婚姻状况，当然还有种族的限制。

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这类鲜明的证据。当前数据显示，真实的薪酬和就业歧视问题虽然仍然严重，但也已相对减弱。这并不意味着多数女性不会再遭遇歧视和偏见，也不代表工作场所不存在性骚扰和性侵犯。我们见证过意义重大的美国反性骚扰运动。20世纪90年代末，莉莉·莱德贝特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提起针对固特异公司的性骚扰诉讼，并赢得了诉讼。这对于她是一场真正的胜利，但她在恢复主管职务后撤销了指控。数年后，她又提起一桩家喻户晓的薪酬歧视案。因为男性下属性别歧视以及领导对此完全无视，莱德贝特的绩效评分很低，几乎没有加过薪。在莱德贝特的案例中，她和同事之间的工资差距完全源于歧视。

那么，当工作中的性别平等似乎终于触手可及，向女性开放的职业也比从前更多之时，为什么收入差异依然存在？现实里女性是否真的“同工低酬”？总体上，这些现象已经没那么严重了。同工不同酬的薪酬歧视只能解释性别收入差距的一小部分。如今，问题已经改变了。

有人将性别收入差距归因于“职业隔离”（occupational segregation），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在自我选择或被迫投身某些带性别偏向的职业（如护士与医生、教工与教授），而这些职业的报酬恰巧不同。但数据告诉我们，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在美国人口普查列出的近500种职业中，三分之二的性别收入差异源于各职业内部的因素。即便女性从事的职业遵循男性的分布，比如女性是医生，男性是护士，顶多也就能消除三分之一的性别收入差距。由此，实证分析显示，收入差距的更大部分源自其他方面。

运用纵向数据追踪个人长期的生活和收入信息，我们发现，刚走出大学校门（或研究生院）的男性和女性的工资极其接近。例如在职业生涯的头几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和新晋MBA（工商管理硕士）的性别收入差距并不大；而且，这主要是因为男性和女性的学习领域和职业选择存在差别。男性和女性几乎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他们有非常相似的机会，但做出的选择不尽相同，从而产生了微弱的初始工资差距。

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大学毕业大约10年之后，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异才变得明显。他们开始在不同的市场领域为不同的企业工作。毫不意外，这一变化通常始于孩子出生的一两年后，并且几乎总是对女性的职业生涯造成负面影响。而性别收入差距也在婚后逐渐扩大。

职业女性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家庭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性别收入差距仅仅是一个更大问题的表征，除非了解这个更大问题的发展轨迹，否则我们永远无法揭开它的真面目。性别收入差距是职业差距的结果，职业差距是夫妻不公平的根源。要真正理解这句话，我们需要认真回顾女性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思考在整个20世纪，这一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们将着重聚焦女性大学毕业生，因为她们最有机会成就事业，且其数量在一段时间内不断增加。截至2020年，美国近45%的25岁女性已经或即将从四年制院校毕业；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仅为36%。当然，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并非一直超越男性。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女性在上大学和从大学毕业方面都处于极大的劣势地位。1960年，美国从四年制学院或大学毕业的男女比例为1.6∶1。但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情况渐渐转变了。到了1980年，男性的优势已然消失。从那时起，每年从四年制院校毕业的女性多于男性。

女性不仅以创纪录的人数从高等院校毕业，她们的眼光也越来越高远。相比从前，这些女性大学毕业生更渴望获得一流的学士后学位，并在随后踏入充满挑战的职业领域。在2007—2009年大衰退之前，23%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正在攻读最高专业学位，包括法学博士、哲学博士、医学博士和MBA。要知道，这个数字在过去40年里增长了4倍多；而在相同时期，男性的这一比例保持在30%左右。越来越多的女性计划开启长期、高薪、有成就感的职业生涯，收获持久的成就渐已成为个人身份的标志。

她们中更多的人有了孩子，生育子女的比例达到了“婴儿潮”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天，将近80%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在40岁前至少生育了一个孩子（如果包括收养孩子的未生育者，则增加1.5个百分点）。15年前，所有40多岁的女性大学毕业生中只有73%至少生育过一次。因此20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女性大学毕业生，生育率远高于50年代中期出生的女性大学毕业生。现在，像凯莎·兰斯·博顿斯（KeishaLanceBottoms，亚特兰大市市长）、莉兹·切尼（LizCheney，共和党众议员）、塔米·达克沃斯（TammyDuckworth，伊利诺伊州联邦众议员）、萨曼莎·鲍尔（SamanthaPower，美国常驻联合国前代表）和洛丽·特拉汉（LoriTrahan，民主党众议员）这样的女性远多于过去，她们事业有成，养育了孩子，目前不过在50岁知命之年。

女性大学毕业生不再毫无异议地接受“有事业就没有家庭”的宿命，有孩子的则不再满足“有家庭但没有事业”的人生。总之，女性大学毕业生们希望在这两个舞台上都成就辉煌。但是若想得偿所愿，需要就大量的时间冲突进行谈判并做出一系列困难的抉择。时间最是公平。大家拥有相同的时间，都必须在时间分配上艰难地抉择。

最根本的问题是时间冲突

时间最是公平。大家拥有相同的时间，都必须在时间分配上艰难地抉择。女性要在事业成功和家庭幸福之间谋取平衡，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时间冲突。投身事业往往意味着早期投入大量的时间，正好赶上“应该”生孩子的那几年。享受家庭生活同样需要付出很多时间。这些选择会产生动态的结果，而我们几乎没有能力对错误的决定进行补救。50年前，一位有三个孩子的企业女高管在给年轻女性提供职业建议时说道：“这很难，但还是去努力吧。”

我们总要进行选择，比如是参加聚会还是埋头读书，是选修较难的课程还是轻松的课程。当然，有些选择极其重要。譬如早婚还是晚婚；读研还是马上找工作；现在就要孩子，还是先把握住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花时间陪客户，还是和孩子共度时光。对于女性大学毕业生，当拿到学士学位时，这些关乎时间分配的重大抉择便摆在了面前。

不久前，女性大学毕业生的结婚年龄还很小。直到1970年左右，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初婚年龄中位数都在23岁上下；紧接着，第一个孩子降生。早婚往往阻碍女性继续进修，至少不能马上进修。新婚夫妇搬家更多是为了丈夫的前程和子女的教育，而不是为了妻子。女性总是很难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未来的职业前景。相反，她们常常牺牲自己的事业成全家庭的幸福。

对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末毕业的女性大学生，早婚是因为延迟结婚是个大难题。在开始一段认真的（性）关系不久后拴牢对方、佩戴定情饰物并最终订婚，是应对婚前怀孕的重要保险措施。在缺乏由女性控制且高效的避孕措施的年代，女性的选择十分有限。

到了1961年，避孕药被发明出来，获得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后，大量已婚女性踊跃购买。然而，州法律和社会习俗不允许在年轻单身女性中推广避孕药。1970年左右，这些限制逐渐瓦解，原因多种多样，但大部分与避孕无关。避孕药使女性大学毕业生有了新的能力去规划自己的生活，消除了第一道束缚。她们可以参加耗时的——确切地说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学士后教育和培训。结婚和生孩子的时间可以推迟，刚好足够女性为职业生涯打下基础。

自那时起，事情开始翻天巨变。1970年后，初婚年龄慢慢爬升，如今，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初婚年龄中位数在28岁左右。

但即便时间限制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又接踵而至。研究生教育往往始于大学教育的后期，且完成学业需要的时间更长。从学术界到医疗、法律、会计、咨询等诸多领域，第一次晋升的时间越来越晚。这样几年下来，又一场时间冲突必须解决。

大约十多年前，个人在30岁出头时迎来首次升职。到了最近，首次升级出现在35——40岁之间。当个人首次晋升至合伙人、终身职位或其他高职位后，这个时间点已不再是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最佳年龄。第一次生育通常发生在这些职业里程碑之前。孩子往往会颠覆职业生涯，职业生涯则往往会颠覆女性生育孩子的能力。

时间点的选择是严酷的。对于想组建家庭的女性，要到30多岁才生第一个孩子，绝不利于她们在家庭和生育方面的规划。然而，女性大学毕业生还是使出浑身解数，包括使用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突破了难关。近期，在刚过45岁的女性中，有孩子的女性比例惊人地增长。生育率提高并不能减轻尝试过但没能成功生育的女性的沮丧、悲伤和身体疼痛；对于成功生育的女性，这也不表示她们可以维持自己的职业生涯。

实现更大的两性平等

尽管困难重重，历史上仍然发生了许多积极变化，指引我们朝着提高女性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和实现更大的两性平等阔步迈进。女性能更好地管理生育能力。结婚的时间较晚，因而婚姻持续的时间更长。现在，大学毕业生中女性占比很高；她们中不少人参加了专业和研究生学位课程，并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最好的公司、机构和部门竞相雇用她们。然后呢？

如果一个女人有机会蓬勃发展事业并顺利生育孩子，那么时间冲突就会出现。养育孩子需要时间，发展事业也需要时间。哪怕是最富裕的夫妇，也无法将所有的照护事宜外包。假如父母不能关爱和养育孩子，何必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呢？

最基本的时间限制是谁在家随叫随到，换言之，必要时谁将放下工作居家守候。父母都可以为家事待命，夫妻的机会总归是平等的。但这对一个家庭的成本有多高？很高！如今的夫妇对这一现实再清楚不过了。

随着人们对事业和家庭的渴望与日俱增，无数职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渐渐变得清晰可见、举足轻重：对许多走上职业轨道的人而言，工作是贪婪的。加班、周末或晚上工作的人可以挣更多钱，甚至时薪都显著更高。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贪婪工作的价值大幅飙升。

如果女性不为家庭随时待命，她们自然可以从事时间长、报酬高、时间安排不可预测、晚上随叫随到、周末偶尔加班的工作，事实上，很多女性已经身体力行。对于刚毕业的女性大学生和家庭负担较少的女性，选择时间长、要求高的工作未尝不可。可一旦宝宝降生，优先事项就会改变。基本的照护非常耗时，并且女性突然要为家庭随时待命了。为了给家人提供更多方便，她们必 须减少对雇主和客户的服务。于是，她们往往减少工作时间，或 者选择灵活性更高的工作，但收入要少得多。随着孩子长大和日益独立，这些责任会减少，而在这些时期，女性的收入相对于男性确实有所增长。但其他家庭需求往往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出现，慢慢取代孩子减少的需求。

在一个充斥贪婪工作的世界里，伴侣公平的代价十分高昂。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渴望拥有事业、家庭和夫妻公平，越来越多的夫妇找到方法应对冲突的时间需求，我们亟待了解性别差距对经济和社会的实际启示，以便寻求解决方案，弥合差距，让所有人的工作和生活更加公平。

面对人们对事业、家庭和公平产生的渴望，不存在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通过最终理解问题并正确命名问题，我们将能够为未来开辟更好的前进方向。

（作者克劳迪娅•戈尔丁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摘自《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一书)

见习编辑：刘锦平 主编：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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