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如何构筑我们的未来

杨国安/文

与基础研究科学家的探讨使我发现，之前很多企业基于现有技术的研发管理，不能完全适用于前沿科技的探索，因此必须赋予这些科学家更高的自主性，更多地尊重他们的专业性，以及更加包容失败的可能性。另外，有些技术或发明，即使实验证明有效，也发表了世界顶级文章，但距离产业化、商业化依旧很遥远。如果科学家能够连接到负责任的企业家和有眼光的投资者，那么科研服务世界和人类的概率及效率就会大大提升。

踏上这趟科学之旅

我的姐姐患有帕金森病，对于此病，没有什么太有效的药物，她只能以运动复健来维持身体的机能，尽量减缓病情的发展。她的神志清醒，但身体不受控，生活中多有无奈。

我和姐姐很亲近。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对人生存质量的蚕食每天都在缓慢发生：她对生活的热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病情的发展，逐渐消退；她逐渐放弃了旅行作为生活内容的选项，甚至不那么爱出门了。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问过许多医生，知道这几乎是无解的。我时常为姐姐感到难过，同时也会焦虑，相近的基因是否也会在未来把我拖入这个疾病的泥潭？

这是我们生活所面临的境况。物质生活的改善让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但如果疾病袭来，尤其是那些科学尚无法解释或者应对的疾病找上你，那么寿命便只剩下一个时间概念，没有质量和快乐可言。而更让人焦虑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正在逐步陷入“疾病”。这些年，我去了全球许多地方，所到之处人们无不在讨论气候变暖、缺水、新的疾病……面对这些几乎不可逆的变化，我们的下一代应该怎么办？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寻找解法，我也思索良久，我想最关键的密钥就藏在科学之中。

我女儿是生命科学方向的博士，她研究基因，也研究免疫，我常感叹神奇，但无法与她深入交流，她们的专业壁垒实在太高了。

我个人不是理工科出身的，但我对于科技改变世界这个信念坚定不移，对未来10 年、20 年甚至更长时间，科技会带我们去向哪里，还是非常好奇的。但对于科学论文，我不敢轻言看懂，不过腾讯多年来资助的“科学探索奖”获奖者中，有一批前沿的、顶尖的中国青年科学家，我何不跟他们交流？如果我跟他们进行对话、学习和碰撞，会发生什么？

当然，我不否认这里有我的一点私心。对女儿工作的好奇、期待更多理解，对姐姐乃至自己未来生活质量的焦虑，都是使我出发踏上这趟科学之旅的动力。

基础科学是发展的路标

踏上这趟科学之旅，背后有着生活和事业经历，个人与国家、时代的多重因素。就很多个人而言，它是勇敢且必要的。

产业界人士始终对基础科技突破保持着高度敏感，因为其中可能孕育着全新的产业机遇。最近Open AI 在通用人工智能的突破，埃隆·马斯克对航天科技、脑机互动、高速交通等的探索，都是很好的例子。

中国企业界的领军人物，同样非常关注基础科学的研究和产业应用的可能性。2021 年10 月，王小川在卸任搜狗CEO（首席执行官）时说：“往后20 年，我希望为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尽一份力。”

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在2021 年发给股东的信中也表达了他“退休”后的打算：“想去做一些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

2017 年1 月，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联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特别打造的“科学企业家”成长计划正式启动，五十余位上市公司及行业领军企业的董事长、产业投资人成为首期项目学员，他们的第一课是：什么是科学？

产业界关心科学也跟大环境必然相关。

英特尔联合创始人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总结过“尾灯理论”，即“在雾中驾驶时，跟着前车的尾灯灯光行路会容易很多。但‘尾灯’战略的危险在于，一旦赶上并超过了前车，就没有尾灯可以为你导航，你就容易失去找到新方向的信心与能力”，这用以说明“做一个追随者是没有前途的”。

对一个国家而言，基础科学的投入和发展，绝对影响其未来中长期的竞争力。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从低廉劳动驱动到投资驱动，从早期的技术模仿和改良的“跟跑者”，到今天已经有实力可以探索前沿科技和基础科学，未来经济发展必须更多靠科技创新驱动，这是确保中长期国家安全和产业竞争力的基础。随着“跑者”们的身位逐渐缩小，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与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甚至部分领跑。领跑者面临的问题，是航灯，是启明星，是指向未来的路标。

科学就是那个路标。

2016 年，任正非用“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来形容公司当时的状态。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硬件设施的能力已碰触到天花板，香农定理逼近极限，摩尔定律面临失效，如果没有基础理论的供养，产业的发展可能枯竭。

在腾讯，技术创新也成为发展的核心驱动，它大力布局前沿探索，近5 年在科研上的投入总计超过2200 亿元。同时，腾讯也先后投入 10 亿元和 100 亿元，发起“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希望助力国家基础研究的长远发展。

人们是擅长回头看的。如今我们的“智慧生活”所依靠的关键技术，其理论基础早在20 世纪中叶就夯实了。从基础科学到技术引爆，生产方式变革、增长逻辑演变，几十年来人们以切实的生活状态的剧变，证明着科学的意义。

自我出生以来，基础科学经历了大概半个世纪的平稳发展。而现在，它似乎又逐渐显露出爆发的态势，近年，不管是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还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出现了突破性发展，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兴奋的年代。加上不同领域的交叉应用，让人类看到和了解很多以前不能了解的现象和奇妙事情。

无穷的清洁能源、攻克癌症、数字永生……科学的发展启发着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应对着人类命运的共同难题，既关乎人类福祉，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我是谁”“我在哪”“我将去往何处”

在产生与科学家对话的想法后不久，我就锚定了三个最感兴趣的领域：生命科学、能源环境、数智科技。

我长期在腾讯担任高级管理顾问，对数智科技的发展比较关注，包括算力［如GPU（图形处理器）芯片、量子计算］、算法（如通用人工智能，即AGI）、交互［如AR/VR（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孪生（如模拟、渲染）、区块链、机器人等。我深信，数智科技的突破，必能推动产业升级、改变用户体验，带来生活、生产方式的变革。这些科技对生命科学的发现、药物的开发、智能制造、清洁能源的储存和供需、吃喝玩乐的消费体验，都会带来巨大改变。对我来说，数智科技作为一个横向领域，是赋能各类基础研究和产业升级的基础工具。

其他两个垂直科学领域是我个人比较关心的，一个是关于people（生命科学），一个是关于planet（能源环境），这两方面都影响人类共同的命运。

在生命科学方面，我关心如何通过早筛、早诊、早干预疾病（包括精神健康），为人类健康和幸福打下基础。生命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形态如此之小，比如细胞、蛋白、基因，力量却深不可测，我们要探究它们之间如何联动。希望随着科学家们对微小生物单元的深入了解，能给很多目前无法治疗的疾病带来更多精准诊断和治疗的方案，提高病人康复率，同时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在能源环境方面，我关心如何通过清洁能源（如氢、太阳能等）的使用，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气候变化、污染排放），确保国家能源安全，这是另外一个解决人类和国家难题的关键。但清洁能源的发电、储存、运输、使用，都面临着很多如催化成本（如氢转为液体又转为气体的成本）、安全运输，以及最优化的能源供需平衡问题。

两个垂直领域、一个横向领域，我挑选的这三个领域背后，是“我是谁”“我在哪”“我将去往何处”这三个终极问题。

同时，这些前沿领域的突破，又有着非常大的可能性，它们将构筑起我们未来生活的形态。这三个学科是我们以创新目光和未来视野思考当下的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它们离我们既遥远，又切近。

必须做的事

我与三个领域的共15 位科学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感谢他们的耐心。他们用深入浅出的方式，与我这个“门外汉”对话，给了我很多情感上的触动和思维上的启发。

在我们的采访中，科学家们多少会讲起他们被触动的瞬间。周欢萍记得，她小时候是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学习的，所以她希望能在能源领域做出贡献，让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孩子，都能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她做研究时勤奋到几乎从来不请假，胳膊脱臼了也还是习惯性地出现在了实验室，因为工作还等着她。

王书肖记得的，是高中时家乡水沟里的污水，是患癌症的人们，这些刺激了她，让她想要改变。怀揣着这样的理想，她在怀着身孕的情况下，舍弃哈佛的教职，回到当时雾霾频发的中国。

而郭少军记得的，是大学时代，两位导师大年三十因为沉迷工作被锁在了实验楼里，那给他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年多来陆陆续续的访谈，让我看到了这些前沿领域的科学家，他们内心赤诚，既聪明又勇敢；我从他们所研究的问题里，看到了他们对真理的探寻——怎样深一脚浅一脚地推进。在这些问题的深处，我们可以窥见国家命运的影响因子和人类奥秘的自我求索。

这批年轻的科学家，在海外求学和研究时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已经在发达国家的学术界站稳脚跟，有着可以预见的光明未来，但他们毅然选择放弃，回到祖国从头开始。他们诚挚的家国情怀，让我深感共鸣——我当年正是被四个现代化的使命召唤回国的。

刚回国时，陈鹏所在的化学生物学领域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国际上这个前沿交叉学科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了。陈鹏这一辈有着国际视野的年轻化学生物学家的归来，助力了中国在该领域的追赶甚至领跑。

这样基础又前沿的研究，无异于一场孤独而勇敢的冒险，在生命科学领域尤其如此。科学家必须忍受花了5 年、10 年的精力，换来的可能是一事无成。他们的坚韧精神，让我佩服。

陈鹏使用生物正交反应观察蛋白的变化，但一直没法找到应用场景。直到有一天，研究化学探针的邹鹏，在使用探针给大脑的神经信号进行标记时，也碰上了瓶颈，结果两人一拍即合，共同开发了一系列可以给蛋白进行荧光标记的探针。2021 年，这一成果发表在《自然-化学》期刊上。

而被称为“探针王子”的李毓龙，在研究神经递质荧光探针初期，他5 年没能发表一篇论文，他的领导和学生多有忧虑。他对研究有着恒久的信念感，漫长的时光和无以计数的实验失败都未曾令其消沉。这样的坚韧不会被辜负，它在科学上的“回报”，无可估量。“探针王子”为神经科学界搭建起一套工具体系，惠及行业，福泽未来。

随着了解的深入，我越发感到，生命科学就像星海，璀璨辽阔，但未知茫茫。这些科学家面对着无垠的星际，要找到路，往往需要从修路的基建做起，也必然得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勇于另类思考，为科学世界带来全新贡献。

周斌利用双同源重组的方法追踪细胞命运，这比过往研究中使用的单同源重组复杂得多，但得到的结论也更准确，更可靠，这是他所追求的。而鲁伯埙创造性地以细胞自噬ATTEC（自噬小体绑定化合物）技术，尝试解决亨廷顿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更是让我心有戚戚。

我们产业界常说，互联网一年，医药公司20 年。试图解答生命疑问和困境的研究，都是遥远的事，但又是必须做的事。世界需要这些科学家。

至少，我们在为此做些事

虽然隔行如隔山，但这趟科学之旅对我个人的启发也是巨大的。

我个人专注组织管理，过去多年看到很多企业都是致力于寻找客户痛点或尚未被满足的需求，利用成熟科技创新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我称之为“客户驱动的创新”，团队的任务是基于已经成熟的科技能力，洞察痛点，所以产品开发和创新都是在比较确定的环境下进行的。

而科学家们的创新，是科学本身驱动的，即现在的人还没有察觉到，但科学家们的眼里装着这些人类的难题，这种创新需要的是更根本的科研突破，也就是基础研究常说的“原始创新”，往往是在科研上有了成果之后才会考虑应用场景，因此不确定性相当高。少数人走在前面，承担着试错成本，普及应用是漫漫长路，这与一般的企业管理逻辑很不一样，但企业愿意也需要支持这种根本意义上的创新，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

这次与基础研究科学家的探讨，使我发现，之前很多企业基于现有技术的研发管理，不能完全适用于前沿科技的探索，因此必须赋予这些科学家更高的自主性，更多地尊重他们的专业性（因为上级很可能也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以及更加包容失败的可能性。另外，有些技术，即使实验证明有效，也发表了世界顶级文章，但距离产业化、商业化依旧有漫长的路。如果科学家能够连接到负责任的企业家和有眼光的投资者，那么科研服务世界和人类的概率及效率就会大大提升。

当然，在个人研究方面，看到这些科学家的使命驱动、专注、冒险、不放弃的精神，我也很受鼓舞。想在自己专业的领域有所突破，必须十年磨一剑，寻找全新的思维模式永远没有止境。

至于个人和人类的未来，在访谈结束后，我保持着既悲观又乐观的态度。“命运”是个宏大的概念，影响因素太多，疾病受到成人人体40 万亿—— 60 万亿个细胞的影响，气候变化受到全球所有国家、物种、资源的影响，但总有一种谨慎的乐观蕴含其中：至少我们在努力，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内的所有智识力量，以求真的精神、可持续的理念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感，正在做一些事，我们都在很积极地投入我们的人生。

（作者杨国安为凯辉基金全球总裁；本文摘自《问道前沿：科技如何构筑我们的未来》一书）

见习编辑：刘锦平 主编：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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