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说《推拿》:我们一起走进没有光的世界

作者:岳巍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08-11-01 18:13:00

摘要:毕飞宇说《推拿》:我们一起走进没有光的世界

毕飞宇说《推拿》:我们一起走进没有光的世界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岳 巍

    早上9点,毕飞宇坐在王府井一间酒店客房的窗子前,北京秋天的阳光照进来,他的半边脸都是亮的,即使在这样的亮光里,他也不时想起前一天下午在那间“黑暗餐厅”里的1个小时,那对于他实实在在是一次以往从未有过从而让他印象深刻的经历。
    那是一间别有情趣的餐厅,顾名思义,里面是一片漆黑,健全人走进去,什么都看不到,只能靠着盲人领位员的帮助才能找到自己的座位。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把毕飞宇的新书《推拿》的发布会安排在这里,可谓用心良苦。因为那书中描写的就是一群盲人的生活。
    盲人的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眼睛能看到世界的“健全人”来说,是陌生的,陌生到我们无法明确描述的程度。
    即使毕飞宇,也不是在试图描述这种陌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是想要写出他们的生活画面,甚至,他从不讳言《推拿》的完成几乎是他的一时冲动,“拍拍脑袋”就决定了,从想写到开始动笔“连5分钟都不到”。
    在这个故事中,毕飞宇掌握着每一波情感的脉搏,不疾不徐,娓娓道来,一如他以往的所有作品,《平原》如是,《青衣》如是,《玉米》亦如是,所以,近乎于必然,这一次,《推拿》也不例外。
    作为长居江南的作家,毕飞宇的文字委婉,却不温吞,舒缓细致却不故作晶莹细腻,最为重要的是,在委婉下面,是躁动不安的蠢蠢欲望,有了这些欲望,所有的文字便活了起来。
    在那样一个狭小的格局中,几个盲人构成了他们的世界,自成一系,却无法独立于世,所以,必然从开始的温暖走向终结时的清冷薄寒,这是他们的宿命,却也是我们的悲哀。
    面对这样的悲哀,毕飞宇表现出的强大的控制力,让人惊异于如此委婉的文字后面竟然是如此精准的拿捏,这貌似是一个矛盾,却也是必然。因为,《推拿》中人们生活的精神内核,对于毕飞宇实在是熟悉不过的东西,因为熟悉,使得他能够完全充满自信地抛却飞扬冲动,而选择一种完全细节化的平缓叙述,所有的情节就在这样风平浪静中一点点铺陈,在一种人们无法明确感知的压抑中不知不觉迎来一波高过一波的戏剧冲突,直到所有故事的终结。而这,无论对于毕飞宇,还是对于读者,其实都很残忍。
    其实,对于盲人,这个世界本来就很残忍。有书评人这样描述《推拿》中的盲人:“先天失明盲人们的无声无息是由于对整个世界的隔膜和敬畏,在于自己始终无法和谐地融入一个被健康人标准化了的世界,他们小心翼翼地争取自我的独立和尊严,为了可能的尊重,他们殚精竭虑……他们和世界的紧张、疏离和不协调,来自于世界里面没有光亮,于是他们不得不磕磕绊绊、不得不小心翼翼,惧怕自己轻易成为一个笑话、一个耻辱、一个阴谋的牺牲品。后天失明的盲人呢?他们经历过正常的人生,心态会不会更好?似乎不是,他们“没有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在涅槃之后,他直接抵达了沧桑。由光明而滑落到黑暗深渊这一过程之中,突然到来的隔膜是痛苦的”。
    无论是怎样的失明,他们都有同样的身份,盲人,他们的世界是黑色的,但这并不意味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所有的血色,他们小心翼翼地纠结着自己以及彼此的情感,这就使得《推拿》无比内敛。
    就在这样的平静之下,毕飞宇还是尖锐地指出,社会大众对于盲人的同情,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伤害,无意的戏弄或是有意的伤害必然殊途同归,一道坚厚的墙,把“我们”和“他们”隔开,盲人的敏感无时无刻不在为这堵墙增加高度,我们无法追究始作俑者,因为,其实我们都有错……
    毕飞宇说,直到2007年4月才决定开始写作这部《推拿》,但是他不否认这样一种针对盲人的创作愿望其实早就植根于头脑之中。毕飞宇不能确认这种愿望是不是源自早年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工作经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那一段教师生涯,给他毕飞宇最直接也是最真实的与残障人士接触的机会,这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盲人。
    尽管毕飞宇把《推拿》定位于是对异态生活的关注,但是他的目的还是“从最异态画面入手,写出常态来”。
    从小说文本来讲,盲人很吸引毕飞宇,从人文意义上来说,他又很害怕写这样的作品,因为在他看来,这可能会冒犯盲人朋友。所幸,毕飞宇身边的盲人朋友全部鼓励他去完成这样一部作品,毕飞宇也在期待着《推拿》的盲文版和有声版的面世。
    毕飞宇把这个当做是对于支持他的盲人朋友的一种交代,因为对于他的朋友圈子的构成,盲人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2001年开始,毕飞宇就经常去盲人推拿院,开始去是为了推拿,后来推拿变成很次要的东西,常常没事也去。那里的盲人推拿师一“见”他,就会说:“噢,写小说的毕老师来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深切的交往,与盲人朋友的熟稔,发展到对于盲人生活状态的了如指掌,“盲人除了生理特殊,他们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地方。盲人的生活也好,我们和盲人的交往也好,并不是那么悲情的事情,是很快乐的,是很愉快的,是正常生活的一个特别的部分。千万不要觉得跟有残疾的朋友在一起,世界将会变得特别凄凉,不是这样的,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他们有他们的乐趣,他们有内心的美好,他们有他们的爱好。唯一缺少的就是他们有些不方便,当然,这个不方便,全社会都要通过一些途径为他们提供一些方便。我想说的是无论生活有多么不方便,有多么大的障碍,人的内心渴望快乐,渴望笑声的愿望是极为珍贵的。 ”

 


《推拿》是一本没有野心的小说
    《华夏时报》:看到《推拿》之后,坦白地讲,我是有些吃惊,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像这种残疾人或者具体一些这种关于盲人的题材,其实很难驾驭,但是我发现您完成得很出色,表现出对内容驾驭的自信,这种自信是怎么做到的?
    毕飞宇:其实不是自信,而且,坦白地讲,这跟自信一点关系都没有。以往我也读到一些与残疾人有关系的作品,那些无非是拿残疾人作为励志的对象,或者更现代一点,拿盲人做一个哲学上的阐述,或者人生观上的阐述,这些都只是在逻辑上做一些尝试,这其实很简单。但我不想这样做。
    我没有见到过一本真正把盲人作为描述对象的书,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都没见过。那种真正切入他们内心,走入日常画面的小说,我没见过,那我就要写。正好我生活周围有很多盲人朋友,虽然我不能说我对他们非常了解,但是既然我具备这个条件,那我就要做这件事。而且,在写作的时候,我心里有底,面对里面一个又一个人物,一点不慌。
    《华夏时报》:这个“底”从何而来?
    毕飞宇:从“关系”中来,我和他们的关系。我和他们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交往。我和许许多多盲人朋友处得特别好,这个是有标志的,就是我们谈话能说到什么程度,这个当事人是能感觉出来的。我们谈话到了一种“无私”的程度,许多盲人朋友连“找对象”都会和我商量。
    《华夏时报》:那《推拿》的人物或者情节中,有您的朋友的影子吗?
    毕飞宇:没有,几乎没有。在细节上,采取将现实生活中,朋友的生活中的事件整体挪移的内容是没有的。但是,我有的是大概面对一个事情,他们是怎样的精神状态,他们内心的反应是怎样的,这个我心里有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他们还是给了我一些影响。至于具体的故事、具体的细节,大部分是虚构的。虚构是小说最基本的内容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就是新闻报道。小说要靠想象完成。你到一个推拿房里去看,就会发现其实那些盲人彼此的关系要比我的小说中写的要安静得多,几乎看不到事情,也没有多少话。如果我的小说也这样写,那对于读者就很不公平了,为了读者,我还要把小说写得稍稍好看一点、稍稍复杂一点、稍稍戏剧化一点、稍稍闹腾一点,这就要求我不能完全忠实于生活画面。
    《华夏时报》:据说《推拿》是没有经过“酝酿”或者说经过制定计划就开始动笔写的,这是不是也是您所说的这是一本没有野心的小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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