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赤字化争论的两个前提

冉学东

最近关于财政赤字化的争论非常激烈，上周末的一个论坛可谓针尖对麦芒，这次争论主要背景是新冠疫情后为了避免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欧美国家央行再次实行QE。而国内则是财政收入下滑，财政收支缺口加大，财政资金运用受到掣肘，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大，直接阻碍了进一步财政扩张的步伐。

这背后论争的焦点是财政货币化到底会不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认为，如果央行被迫为赤字提供大规模融资，会导致货币长期超发，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在某些国家的新常态下，货币超发即便不导致严重的消费物价上涨，也会导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的泡沫，而房地产泡沫会严重挤压实体经济，并引发金融风险。反对财政赤字化的论者其实也是这个观点，担心恶性通胀。

但是国内同意财政赤字化的人却看到，2008年后欧美国家大肆量化宽松，印钞放水，通胀不但没有起飞，而且求通胀而不得。国内这几年货币发行增速不低，但是除了猪瘟引发的供给冲击之外，基本上物价也还处在通缩的边缘，非常符合目前流行的现代货币理论（MMT）。

赞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我国现在的货币存量达到208万亿元，是2008年的4倍多。这期间通货膨胀并没有出现，可见现在的通货膨胀机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央行扩表的方式，适度地购买国债，形成新的政策组合，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但需要破除传统观念。

刘尚希所提出的的确是目前货币政策的一大难题，大多数中央银行都在超发货币，但是的确没有发生通胀，为什么不可以财政赤字化？这是反对赤字货币化的人无法回答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当货币的演变从实物货币到信用货币后，尤其是中央银行出现后，中央银行提供的仅仅是基础货币，绝大多数流通的货币是商业银行的派生货币，这种货币只有商业银行有信贷行为才可以产生。这就是华尔街金融危机后，欧美中央银行通过量化宽松后向市场提供大量基础货币，但是货币存量并未增加太多的原因。因为经济停滞，经济交易中难以产生大量的信用，实体经济中消费和投资需求不高，商业银行也没有动力贷款，所以最终货币存量并不高。

中国的情况其实也类似，本世纪初，自从加入WTO，中国经济转向出口导向，形成双顺差，外汇涌入我国，央行为了维护汇率和物价稳定，发行大量货币购买外汇，由于经济需求高，这些基础货币成为商业银行大规模信贷的基础，货币存量大幅增加，但是由于实物交易也相应巨量增加，经济中并未出现大规模通胀。

2014年后，随着经济转型，大量外汇流出，为了应对新局面，央行通过各种手段向市场提供基础货币，比如各种再贷款再贴现的工具，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尽管货币余额很高，但是M2增速一路下行，也并未出现恶性通胀，甚至有通缩之虞。

就目前我国的形势而言，不论是财政部发债还是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最终都是政府的信用打进经济内部，用来支持消费和投资。这些都是中央政府加杠杆的行为，是左口袋和右口袋的事，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当企业和居民部门加杠杆动力不足时，政府加杠杆，本来就无可厚非，只不过加杠杆的方式不同而已。

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并非不能实行财政赤字化，关键的问题是效率。对于财政而言，不论是财政收入，还是财政货币化，资源能否以现代财政的形式投入有效公平的实体经济中，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给经济加动力的目的，这才是关键。

比如，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是否单单是一个体制问题？这样认识问题显然是过于简单化，有多少资金投入到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

而对于银行业而言，最近多年来，中央多次要求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但是有限的信贷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房地产行业，银行业利润显著高于实体制造业，制造业空心化严重。金融业一直在高唱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坚持房住不炒原则，但是实际成效到底如何，大家都心知肚明。

在我国新冠疫情基本好转、外围需求几乎塌陷的形势下，争论的不应该是是否赤字货币化，而是如何加强财政和货币的配合，形成合力。

比如，财政能否加快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公共财政在支出方向上能否以民生领域、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弥补市场失灵，做市场主体不愿去做的事？

责任编辑：孟俊莲 主编：冉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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