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专栏 | 在海洋领域筹组“命运共同体”对支持世界可持续和平发展至关重要

庞中英

最近在北京和威海等地参加了几场关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有质量讨论。到底怎么认识“海洋命运共同体”？我曾经发表了一些关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看法。以下是我关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最新看法。

海洋是一个和平系统与安全系统。在中国海军建军70年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外国海军代表团这个国际场合正式向国际社会倡议“海洋命运共同体”。在理解“海洋命运共同体”时，这一背景很重要。“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对外的，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解首先要从和平与安全的角度进行。中国真正投向海洋的力量，即中国海权（尤其是现代化的、具有同时期国际可比性的中国海军）还是新事物。中国海权崛起是中国崛起的一部分。这一崛起不管处于何种阶段、是否完成，都已经引起了其他世界海洋力量，尤其在亚太（Asia-Pacific）或者印太（Indo-Pacific）的其他海洋强国的各种强烈反应。回应这些反应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是为了海洋和平的国际协调（即海洋协和）。所以，我把中国在海军70年时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首先看作是中国的海洋协和意愿和行动。

为避免大冲突，新兴的海权与老的、既存的海权之间的有效协和，是十分必要的。

最近10年，中美之间的海权协和、中国与区域国家之间的海洋协和是十分不够的。所以，我们看到，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加强了在西太平洋地区针对中国海权崛起的行动。中国海权崛起从中国的角度，本来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海洋和平与海洋安全，但是，恰恰相反，我们却面对着更多的美国等海军在南海、东海的活动，如美国发起的“印太”战略。于是，一个巨大的国际关系理论声称的“安全困境”产生了。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全球治理”，但是，在没有“全球治理”这个概念的19世纪的欧洲，为了解决德国统一等“新兴强权”带来的“安全困境”，当时的欧洲人发明了协和（过去翻译为欧洲协调）这一国际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各个强权通过类似今天的“多边主义”的外交制度（开了很多解决问题的会）治理欧洲的安全困境。结果，欧洲在19世纪走向20世纪的“百年”实现了长期和平。这一点被今天的“全球治理”研究者称为“全球治理的起源”。也就是说，全球治理首先是关于解决和平面对的挑战的。

在21世纪的今天，和平仍然是首要的。中国海权的进一步发展面对的国际阻力（这些阻力有“关系性的”性的，更有“结构性的”）更大更多。主动与其他海权之间协和十分必要。

如同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前身）是为了解决欧洲的和平问题一样，“海洋命运共同体”要真正解决问题，应该是安全共同体。二战结束后，在全球层次和区域层次（尤其是在北大西洋）出现了本质是海权之间的联合的安全共同体。在设计和运作上，“海洋命运共同体”应该以“构建”新型的海洋安全共同体为目标。如何成为海洋安全共同体？这里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是，中国与其他海权（海洋强国）之间在包括外交政策上的政治体制上的差异，即提议中的“海洋命运共同体”不是诸如北约那样的海洋安全共同体，而具有强烈的混合性（hybridity）。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一直主张和探索“不同政治、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在一个世界。我们一直主张包括黄海、东海和南海的中国海都是“和平之海”。“和平之海”，就是国际上说的“海洋和平区”。“和平共处”仍然很重要，但是，海洋国际秩序大改变和中国崛起的情况下，“和平共处”显然已经不够，不同于北约那样的安全共同体才是解决问题的。

这样的安全共同体到底怎么建立起来？其实，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都具有一定的混合安全共同体的意义，可以此为基础整合为亚洲海洋安全共同体。

总之，结论性的一个观点是，“海洋命运共同体”首先应该是混合性的海洋安全共同体。建立这样的海洋安全共同体是前所未有的。没有这样的海洋安全共同体，中美和中国与其他世界海权之间的关系可能要继续紧张。

其次，“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发展共同体，即所有依赖海洋进行发展的国家要避免发展之间的冲突，遏止海洋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的恶化势头，走海洋可持续发展之路。发展共同体的概念尚未提出，但是，中国已经提出“共同发展”的原则。2015年，联合国已经通过以2030年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17个大目标（SDGs）。其中的第14个大目标是海洋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为此，联合国于2017年首次举办了海洋可持续发展会议。“海洋命运共同体”只能理解为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在海洋可持续发展方面，可以进一步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即“共同发展”。现有的“一带一路”要注入“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即再定义“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路”为“海洋命运共同体”。

最近，美国前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前董事长、现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教员、《失衡：中美相互依赖》(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一书的作者斯蒂芬·S·罗奇(Stephen S. Roach)在《辛迪加项目》上发文认为，“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通过改变经济模式、转变燃料来源、建立新的交通系统、拥抱生态友好型城镇化，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了全球领导力的典范，并值得世界其它各国深思熟虑”。“在过往的十二年，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从过度依赖粗犷型制造业，迅速转向低碳型服务行业”。 中国在利用非碳可再生能源方面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正在赢得一场更为重要的可持续发展之战。海洋发展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除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外，“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关于一系列的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的。

地球表面的70%为海洋，陆地占少数，不过都是大海大洋中的大大小小的岛屿而已。生命包括人，其存在形式上是多样的，人是与其他生命并存在海洋中的。海洋是人类存在的条件（human condition）之一。

人类文明一直依赖海洋。经济（贸易）依赖航运，“海洋是世界高速公路”，也就是和平时代的“丝绸之路”。海洋为我们提供食品；海洋是我们的资源；海洋是气候系统，我们每个人的呼吸离不开这一系统，海洋为我们吸收二氧化碳。

如果我们区分人类系统（human systems）和自然系统（natural systems），海洋是自然系统和人类（人的）系统交互作用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已经被人类系统改变了的自然系统，即所谓受到“人类活动的深刻影响的复合地质系统”（Anthropocene，有人把这个术语翻译为“人类世”）。海洋面对的“公域悲剧”（oceans’ tragedy of commons）包括和平问题、安全问题、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损失、过度和非法的不平衡的利用海洋资源、资源的诅咒、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等等。

对全球的海洋生态的保护和保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目前生效的最有力的环境条约之一。“海洋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对我们人类共同的星球的海洋环境的更大责任。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只有一个“海洋命运”。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的一部分。“海洋命运共同体”更加突出了海洋对于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生态挑战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即使是在联合国层次，关于气候变化治理，也只是最近才专门突出了治理海洋问题的关键性和中心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于2019年9月25日 于摩纳哥发表特別报告（见：https://www.ipcc.ch/srocc/home/），首次针对性了解海洋和冰冻圈 (cryosphere) 在气候变化的情况，认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上升，地球将发生灾难性后果，“目前的抉择对海洋和冰冻圈的未来至关重要”。“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国际社会带头强调一个健康海洋而不是一个问题海洋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关键性和中心性。这也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

最后，“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关于新的海洋秩序的。海洋秩序是世界秩序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解决海洋问题的最好途径是全球治理——全球海洋治理。海洋的主体仍然是、必须是公域（commons），即海洋，主要是公海、深海、远海，必须是属于全人类的财产，决不能私有化。全球海洋治理的最大原则就是要确保这一原则不折不扣地得到维持。任何自然资源民族主义宣称瓜分世界海洋带来的只能是在世界海洋领域的无穷无尽的冲突和灾难。世界海洋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共同的国际规则基础上。

从全球海洋治理的角度，“海洋命运共同体”可丰富已有的海洋国际规范和国际规则。 “海洋命运共同体”可以与其他海洋国际规范，如“航行自由”等并存，以在对现存海洋国际秩序的改革中发挥作用。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显示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换句话说，呼吁“海洋命运共同体”就是发挥中国的作用。

这里的关键词是“共同体”。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和认识到，目前，在全球层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奠定的、在冷战年后得到实质性的大发展的全球治理——全球的世界秩序正在陷入大的危机，主要是因为各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大国对抗等的再起。在区域层次，几个一度成功的共同体，如欧盟（其前身是欧洲共同体）正在遇到根本的挑战（包括英国脱欧）。在海洋领域筹组“命运共同体”可能对于支持世界的可持续和平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结论：必须从包括和平和发展在内的全球治理的角度理解和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要提出走向“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路线图；中国要发起成立全球海洋组织（World Oceans Organization，WOO）。（作者为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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