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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罗,戴着变形眼镜的经济学 “叛徒”,他开列的中国“致命清单”都装了些什么?

作者:邵宇 陈达飞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8-09-26 12:17:19

摘要:纳瓦罗系统阐述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挑战的作品是2011年出版的《致命中国》。全书从食品安全、人民币汇率和外商投资等方面,一一列举了中国的“致命清单”。

邵宇 陈达飞

巴尔扎克《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斐尔是个落魄的贵族青年,他被诱导接受了一张驴皮形的“护身符”。当他渴望得到漂亮女士的时候,“护身符”就会缩紧,他的寿命也会缩短。有一次,他要去剧院听歌剧。一般而言,这是优雅女性的聚集之地。为了防止自己心动,拉斐尔给自己专门配了一副眼镜,他在镜片上嵌了一对显微镜,有扭曲物体的效果。所以,在他眼中,任何漂亮女性都会变得丑陋不堪,这样就不会心动了。而读纳瓦罗的文字,就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似乎也戴了一副可以丑化中国的眼镜,中国的一切行为在他眼中都是违规的,有侵略性质的,以及损害美国和全世界的。这副眼镜的名字叫“进攻现实主义”。

对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自由主义者看到的是“机会成本”;而现实主义者看到的却是“脆弱性”;极端现实主义者甚至主张,任何大国都不应该与其他大国有贸易往来。美国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在WTO多边框架下获取的收益与中国是不对称的,这促进了中国的崛起,削弱了美国的霸权。针对相互依赖的中美贸易,纳瓦罗也认为,美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双边贸易逆差,表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度在不断提高,以至于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从而极力主张缩小贸易逆差。

纳瓦罗位居总统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助理、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曾长期研究中美关系。即使我们不认可其观点,但我们认为,在中美贸易纠纷愈演愈烈的当下,仍有必要系统研究他的思想和政策主张。纳瓦罗系统阐述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挑战的作品是2011年出版的《致命中国》。全书从食品安全、人民币汇率和外商投资等方面,一一列举了中国的“致命清单”。

“致命清单”装了些什么?

对于为什么,以及如何缩小贸易逆差,纳瓦罗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案。他将注意力从结果转移到程序,认为中国是通过一系列违背WTO规则的手段和重商主义政策实现贸易顺差的。他将中美经贸关系描述为“经济战争”,认为中国所使用的“武器”包括:违反国际贸易法则,实施出口补贴;低估人民币汇率;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以破坏环境的方式获取低成本优势;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及对职工健康的忽视;对原材料出口实施各种壁垒;采用掠夺性定价和倾销的方式将国外竞争对手挤出市场,从而获取垄断定价权;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各项政策措施,将外国竞争者挡在国门之外。

接受过系统性经济学训练的纳瓦罗,在美国主流经济学家眼里,却被看作是经济学的“叛徒”,因为他从来就不接受主流范式。纳瓦罗认为,自由学派忽视了现实世界中的摩擦。在中美贸易关系中,中国的这些做法打破了古典经济学世界里的贸易双赢局面,使得中美贸易变为“零和博弈”。中国之所得,就是美国的损失。

指控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货币一直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维度,纳瓦罗专门谈到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机制——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 ,认为严重低估的人民币相当于“金融核武器”(financial nuclear option),并认为这是中美不对等、不公平贸易关系的根源。所以,他一直主张将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特朗普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中也明确谈到这一点。

该项评估的目的,是为美国单方面惩罚“汇率操纵国”提供依据。一旦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地区)”,美国就会采取措施惩罚该国,或直接提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行裁决,敦促其解决货币低估的问题。而且,美国总统在此过程中有权采取特别行动。从具体案例来看,1988年10月,韩国和中国台湾出现巨额对美贸易顺差和大量经常账户盈余,被美国第一次列为“汇率操纵国(地区)”,成为“综合贸易法案”的“试刀石”。经过双边谈判,韩国和台湾相继采取了改革汇率制度(更浮动)、放松资本管制的措施,引致本币对美元的升值。当贸易顺差出现明显改善后,美国财政部取消了对他们的“汇率操纵”指控。

我们认为,从当下美国对中国已经采取的措施来看,该项评估对中国的意义已被削弱了。美国现在主要采取关税和产业转移等措施来扭转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当然,不排除在未来的评估中,美国还会在汇率问题上做文章。毕竟特朗普、纳瓦罗和莱特希泽等都曾强调过货币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当美国认定中国通过操纵汇率的方式来对冲美国关税的时候。

给中国贴上“重商主义”标签

纳瓦罗将美国对中国的投资看作技术“流失”的一个渠道。他认为,自改革开放起,中国采取了3波攻势吸引美国企业到华投资。第一波是1978年改革开放,廉价劳动力是“诱饵”;第二波开始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放宽了招商引资政策,并制定了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大量外资企业既能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还能获得政府补贴;第三波是2011年前后,中国开始用13亿人口的市场容量来吸引外商投资。纳瓦罗认为,这就是一种“欺骗”行为,因为外国企业来华投资,要遵守中国的游戏规则。纳瓦罗列举了3条:第一,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公司进行生产,且外资股份不超过49%;第二,强制性的技术转让,即以市场换技术;第三,强制性转移研发机构与设备。纳瓦罗认为,中国采取的这些措施,是“重商主义”(Mercantilist)行为,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也违反了美国的产权法。

实际上,纳瓦罗列举的这3条“罪状”均在《301调查报告》中有所体现。美国制定的反制措施包括对“中国制造2025”所涉及的重点行业出口至美国的500亿美元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和完善知识产权法方面施加压力。为此,特朗普扩大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权力,对外资企业的收购行为进行严密审查。为了阻止技术转移,美国还制定了一些列新的政策措施,如2018年5月22日,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外商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FIRMMA),以强化CFIUS的权力。这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对美投资的难度,只要涉及技术领域,提案就可能被否决,如博通(Broadcom)收购高通,中资私募股权基金Canyon bridge收购莱迪思(Lattice)等。除此之外,美国针对华为在美开展业务也设置重重壁垒。连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想进军美国市场,都被拦在门外,如马云就在2018年9月份宣布阿里云放弃美国市场。

认为中国是新“殖民主义”

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相对于“世界工厂”的制造业产能以及14亿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来说,仍然是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为此,就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这实际上是一种全球产业链分工和协作的生产模式,但在纳瓦罗看来,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colonialism)。他认为,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大力开拓自己的“殖民地”,为当地修建公路、场馆和学校等基础设施,或者为极权政府提供军事装备等,并以此换取自然资源的控制权。由于这些国家相对封闭,中国还强迫其开放市场,以允许中国将制成品销往当地,赚取高昂的利润。纳瓦罗认为这并不是一场公平的交换,中国是唯一的赢家。中国不仅攫取了国内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材料,还为国内制造业创造了就业机会,企业也获得了超额利润。受损的,不仅仅是这些原料的产地,其它发达国家也在受损国之列。

这是典型的霸权理论和强盗逻辑。例如冷战期间,每当美国加强同苏联的经贸关系时,美苏对峙局面就会出现缓和。所以,很多时候,进攻的背后实际上是防御。

纳瓦罗一直以美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为由,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实际上,它也反应了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举例来说,A国与B国贸易,A国获益20个单位,B国获益10个单位。那么,对于A国而言,失去贸易伙伴的机会成本就是20,而B国只有10。从这个角度而言,A国对贸易的依赖度更高,它更希望维持与B国的贸易关系。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贸易和平论”。一旦A国充分认识到其对贸易的依赖度,同时也感觉到B国对现有体系不满意,那么A国可能会另谋出路,与其他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以缓解失去B国的损失。这实际上是A国在面临“贸易-安全困境”时的防御行为,但在B国看来,却是进攻性的。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就是A国与B国的关系。奥巴马和希拉里时期,美国制定了重返亚太战略,将中国视为其主要威胁。中国启动“一带一路”计划恰恰是对美国的一种反应,是一种防御行为。但在美国看来,“一带一路”却变成了中国的地缘政治扩张计划,美国现任国防部部长马蒂斯甚至联想到郑和下西洋,将其说成是明帝国的复兴计划。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戴尔•科普兰在《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中说:“所有大国政治的核心,在根本上都有一种‘内源性’。”无论是上世纪对日的贸易战,还是本次对中国的贸易战,美国都忽视了贸易摩擦的“内源性”。

一起做蛋糕还是相互抢蛋糕?

根据戈莫里和鲍莫尔(2018)的两国模型,从经济相互依赖到冲突的转变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关键变量是小国与大国的相对规模。模型中,一旦小国所占贸易份额超过30%左右,贸易就会从原来的正和博弈变为零和博弈,从一起做蛋糕变为互相抢蛋糕。所以,“经济相互依赖”既可以维持和平,也可以导致冲突,关键问题在于前置条件。在所有前置条件中,相对规模是最重要的变量。虽然中国自始至终坚称和平崛起,一旦经济实力达到了让美国畏惧衰落的程度,美国一定会对中国施压。此时,只要对中国有益的行为,在美国看来,都会威胁其国家安全。

对于纳瓦罗而言,减少贸易逆差只是一种手段,它有三个层面的目标。首先,贸易是经济层面的问题。纳瓦罗认为,重要的不是中国的顺差,而是其获取顺差的手段。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只能通过恢复“程序正义”来实现。而且,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不仅有助于遏制中国,还能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其次,纳瓦罗将美对中的贸易逆差看作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甚至是美国经济被中国绑架,从而影响美国的经济安全;第三,从“亚太战略”角度来说,纳瓦罗的终极目标是通过维系亚洲的均势,维护长久和平和美国的全球地位。纳瓦罗是个不抱幻想的现实主义者,他已明确宣称“这是一场经济战争”(economic battle)。这意味着中美博弈或将长期存在,形式也可能出现变化。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既是纳瓦罗开出的“致命清单”,也是中国进一步推行改革的“改革清单”。文中所提到的许多问题,都是“新时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应以一个客观和理性的态度,来看到纳瓦罗提出的问题。中美关系发展到今日,是历史之必然,但能否规避“修昔底德陷阱”,最关键的不是相对规模,不是历史经验,而是对未来的预期,以及构建预期的承诺是否可信。

纳瓦罗并不是一个“好战分子”,他只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决定了他必将采用“硬实力”的方案来维护和平。而在维护和平与发展这一终极目的上来看,中美是有共识的。(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编辑严葭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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