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堡G20惊人骚乱， 反全球化者到底在反对什么？

7月8日，示威者在汉堡抗议G20峰会

赵灵敏

在刚刚结束的德国汉堡G20峰会上，中德重申了对经济全球化的信心和承诺。但在场外，反全球化的示威最终演变成骚乱，来自欧洲各国的大约1500多名反全球化人士对汉堡的公共设施进行了大肆破坏，蒙面示威者打砸和放火的场面令人触目惊心，汉堡街头浓烟滚滚，犹如战场。

反全球化声浪扩大

类似的场景，自1999年底美国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以来，已经成为了几乎所有大型国际会议的标配。当年，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个非政府组织和5万多名抗议者在西雅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活动。他们占据交通要道，阻止各国代表前往会场，并高呼着“关闭WTO”之类的口号。一些示威者砸毁了麦当劳店的玻璃，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动用了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装甲车维持秩序，但会议仍然无法正常进行。这次抗议作为一次标志性事件，通常被认为是“反全球化现象”的开始。

而在更早之前，谴责和批判全球化的现象就已经存在了，只是由于当时的活动比较零散，缺乏全球范围的联系性，因此没有像后来那样成为全球媒体的关注热点。而如今，不但反全球化的行动本身已经成了全球化的现象，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成了各国政府和国际会议的热门议题。更严重的是，反全球化的思潮已经在政治层面产生了影响，在一些国家催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黑天鹅”现象，促成了特朗普的当选和英国脱欧的发生，从而使得反全球化在一些领域成了这些国家的国家政策，同时重塑了全球的选举秩序。以前一个人要当选领导人，丰富的经验、广泛的政坛人脉、滴水不漏的政策表达是不可或缺的，而今天，这些却成了包袱和障碍，成了这个人和旧秩序不清不楚的铁证而遭到嫌弃。希拉里的悲剧就是这样酿成的。反而那些政治经验不足甚至说话漏洞百出的“素人”，更容易获得民众的青睐而上位，特朗普、马克龙就是这一潮流的获益者。

大部分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在不断加深”、“全球化进程不可阻挡”之类的教化，加上中国总体上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此推进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在中国差不多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很多人对反全球化现象感到困惑，不太明白这些人的诉求。有趣的是，反对者们从来不反对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他们用着其他国家生产的物美价廉的电子产品去传播反全球化的必要性，上网学习各国资讯，他们自己本身就在推动着全球化。那么，反全球化的人到底在反对什么呢？

贫富悬殊和仇富民怨

整体而言，这些人或组织并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这里面最经常被提及的是贫富悬殊。确实，近年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的服务化现象，即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达到60%至70%以上，有些发达国家甚至超过80%。由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天然的低于制造业同一指标，客观上导致了劳动者收入的减少和中产阶级的萎缩。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特别明显，“铁锈地带”原来从事制造业的蓝领失业人士，是特朗普的重要支持群体。而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都显示，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和贫富差距都在惊人地扩大，1%的富人掌握着一半以上社会财富的现象比比皆是。

然而在笔者看来，单纯的贫富差距扩大虽然让人不舒服，但并不足以产生如此情绪化的愤恨情绪，要说差距，100多年前洛克菲勒、摩根等财阀所积聚的财富与当时普通美国人的收入差距，恐怕比今天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与美国老百姓的平均收入差距要大得多，但那时候并没有产生如此严重的反全球化运动。更根本的原因还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是很多发达国家开始产生仇富心理的分水岭：以前的富人虽然有钱，但他们的钱是通过创办实业、辛勤劳动赚到的；而金融危机把金融资本的贪婪无耻暴露在大众面前，这些人通过眼花缭乱的所谓“金融创新”，合法掠夺了普通大众一辈子积累下来的财富，与创办实业的艰难相比，其付出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很多民众陷入破产潦倒境地的时候，这些金融机构却因为大而不能倒，反而获得了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进行的救助，那些金融高管的薪水奖金一点都没有减少，对自己的行为也鲜有悔意。近10年过去了，很多人的生活被金融危机彻底改变，内心的安全感不复存在，大金融机构却基本毫发无损，里面的人继续高薪厚禄，风风光光，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而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精英社会责任感和承担能力的缺乏，也加剧了民众的不满。巴菲特直言自己缴的税比秘书还少，因此呼吁对富有阶层加税，而这一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提出的远见卓识，并没有获得广泛的回应。更多富豪在政府不得不通过给富人加税来平息民怨时，纷纷选择用脚投票，移居到税率更低的地方，或雇用专业人士采取各种合法手段避税，一些人甚至不惜更改国籍来逃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话其实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反全球化者的心声：今日的抗议者要求并不多，他们无非是想有施展技能的机会、收入不错的正当工作，及一个更公正的经济和社会。他们的愿望是渐进性的，不是革命性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讲，他们的要求又很高：一个由人民而不是金钱说话的民主国家；一个能按其原来目的为人们带来好处的市场经济。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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